官居一品-第12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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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没丧失信心，那就准备在未来挑起重担吧！”说着他拿起官帽，拍拍王锡爵的肩膀道：“明天把案卷分好类，现在回去睡觉吧。”说完慢慢走了出去。
在厅堂中立了很久，王锡爵才熄了灯走了出来，院子里寂静无声，只有他一人，抬头仰望，但见今夜无月，只有满天的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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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王锡爵以最高的效率，把三千件诉状分门别类，将统计结果汇报给海瑞道：“三千件诉状中，九成以上都是告乡官夺产者。”想到海瑞昨日所说‘这就是正事’，王锡爵钦佩之余，也十分好奇，为何海瑞预先就知道是这种结果。
“二十年来，每有百姓讼其夺产，府县官偏听乡宦官绅之言，每每判小民败诉。于是侵占之风愈演愈烈，以至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再后官府甚至不受理此类案件，民亦畏不敢告。于是日积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叹。”海瑞淡淡道。
“据说以前的士大夫，为官几十年都换囊空空，二品大员致仕后，家产也不过小康，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变化如此之大？”王锡爵摇头喟叹道。
“不是你不明白，是世风变化太快，人人以拜金为荣，士大夫也不再安贫乐道，开始沉迷华服美婢，追求奢侈享受，又怎能不利用特权，鱼肉百姓呢？”海瑞冷笑一声，将王锡爵整理的报告，以及昨日的审计结果装入信封中，烤上火漆，用上关防，对书办吩咐道：“立刻发往内阁。”做完这一摊，他对王锡爵道：“收拾一下，今天就去松江。”
“那收到的这三千份告诉怎么办？”王锡爵问道。
“不把松江的问题解决了。”海瑞淡淡道：“苏州这边的诉讼是没法处理的……反之若把松江的问题解决了，苏州的诉讼，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天下午，海瑞移驾松江，第二天就在公所外张贴告示，接受百姓告诉，同时清理陈年积案……松江和苏州虽是近邻，但松江百姓毕竟没领教过海青天的大威大德，起先海瑞公开放告，百姓们不敢深信，只有苦大冤深的敢递状子……这些案子其实既不错综、也不复杂，之所以迟迟无法结案，只是因为被告者势大财雄，官府根本搞不定。
被告就在那里，只看你大老爷敢不敢抓人了。对海阎王来说，自然不是问题，他立刻下传票拘被告前来受审，为了避免松江的官差与乡绅勾结，私放了被告，去拿人的都是巡抚衙门的亲兵！只要是在乡的，一个都跑不了。
凡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管你被告的是尚书之子还是总督外甥，海瑞当天就结案宣判，人犯收监。
见案子审理得迅速，海大人果然不惧富户乡官，有冤的百姓胆子壮了，纷纷前来抚院投状，一天之内，便受理案件一两千。夜间，面对如山的状子，王锡爵又一次犯愁了，这么多的案子，根本无法从容调查取证。若是一件件审，旷日持久，显然不行。总不能再像苏州那样‘受而不理’吧？
怎么办呢？海瑞早有注意，他奋笔疾书了几条审理原则，命王锡爵照此执行。只见海瑞写得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第八五二章 乡愿（上）
海瑞不会知道，自己提出的这六个差别保护的原则，会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门学科，名曰‘海瑞定理’。并被沈默原先时代中的，一位黄皮白瓤的历史学家，用来证明传统中国‘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法律的解释和执行都以儒家伦理为圭臬，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传统，因此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云云。
此后，这成了法学界有关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一个定论。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一再引用这段话，作为中国社会不注意保护私人产权，以道德治国的证据。
那个从历史中总结而来的结论本身，自然不会错，但用‘海瑞定理’来证明，却是错误的，因为抽象不能脱离其语境，更不能忘记了作者的限定。而那位黄教授以及诸多引黄者，都无视了海瑞同时写下的另外两段至关重要的文字，正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
被黄教授省略的第一段是：‘以往官府，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给原告以六分理，亦必给被告以四分。给被告以六分罪，亦必给原告以四分。使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然此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因为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讼繁兴矣。可畏讼而含糊解之乎？君子之于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四六之说，乡愿之道，兴讼启争，不可行也。’
意思是，对所有案件，无论事大事小，都必须以是非曲直为基础依法处理，坚决反对‘和稀泥’与‘和事老’。因为海瑞天才的意识到，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真有效率，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裁决，会减少所谓的刁民告刁状，也就是机会型诉讼，从而减少社会诉讼，这就是‘海瑞定理一’。
被黄教授无视的第二段，曰：‘两造具备，五听三讯，狱情亦非难明也。然民伪日滋，厚貌深情，其变千状，昭明者十之六七，两可难决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难不能两舍，将若之何？’
意思是，在‘两造具备’，即双方均出庭陈词辩论；并进行了‘五听三训’，也就是符合规定的审案程序后，有六七成的案子可以查清，依法判决。但由于当事人不会诚实交代，一些深藏表象之下的隐情无法发现，会有两到三成的案件，双方的证据和论证难分高下，无法判决何方胜诉。在没有可能一一细查的情况下，该如何去判呢？这就用到了那六个‘差别保护’原则。
如果忽略这第二段话的限定，海瑞的差别保护，才是黄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但这段话明明存在，海瑞说得很明白，所谓‘差别保护’，只是在坚持定理一的情况下，在处理那些‘两可难决’的案件才会用到，某些人却偏要断章取义，真不知居心何在？
现在再去看那六个差别保护原则，就会理解海瑞的司法精神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在经济资产的两可案件中，尽量保护经济弱势一方，也就是穷人和小民的利益。
而从维护社会秩序出发，海瑞承认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在‘争言貌’，就是关系到声誉、威信的判决中，应该保护为上者，以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是为‘存体’。当然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了。
这种在经济资产上保护弱势的原则，和在社会文化上保护优势的原则，就是‘海瑞定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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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不会知道，自己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司法操作理论，会被后人归纳为定理，还二了。但这不影响他对这套理论的娴熟应用——事实上，海瑞此次南下苏松，就指望着这个‘二’来破局呢！
所谓‘皇权不下县’，靠乡绅治理村镇，这是中国沿袭千年的统治策略，因此对于农民来说，自己这个父母官，其实还隔了一层，可以使他们直接听令的，还是那些乡绅隐宦。
而苏松这里的乡宦势力又尤其强，他们利用强大的政治特权，为自己对广大乡下的统治，加上一层厚厚的保护衣，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政令，都会遭到他们疯狂的反击。在地方为政多年，海瑞太清楚他们的套路了……先发动刁民作乱，阻碍破坏政令的执行，然后利用政治资源，从上级对行政官施压。当然像海瑞这个档次的，就得靠两京的御史了，说什么‘新法引发民乱’、‘小民苦不堪言、民生凋敝、纷纷逃亡’云云，迫使朝廷暂缓执行新法，然后不了了之。
这套路用了上千年，但依然好用，因为京城的皇帝和大臣们，最担心的就是百姓骚乱，只要相信乱象一生，再好的政策也不敢执行。乡绅们便抓住这一弱点，大用特用，屡试不爽。对于‘进士多入毛’的苏松一带，用起这种法子来，自然更是威力无穷，绝非等闲可比，一旦闹将起来，他们肯定是要拼命的，到时就算是内阁，也不可能死保他这个马前卒。
海瑞深知，如果贸然公开提出‘清丈田亩’，肯定第二天，自己的巡抚衙门，就会被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百姓给围了，而且八成没人解救，非得逼得自己都没脸再待下去不可。一番斟酌之后，他决定先不宣布‘清丈田亩’的命令，而是利用司法迂回，处处站住一个‘理’字，不给乡绅们发飙的机会。
因为清理旧案是新官上任的必备作业，而对于巡抚来说，除了坐衙接告之外，还要巡视各府，接受诉讼，谁也说不得什么的。而他的破局之策，就蕴含在这天经地义的审案之中——我身为断案官，自然要判决公正。我判决公正，不袒护任何有身份的人，自然会使被‘官绅勾结’伤透心的小民百姓，恢复对官府的信心，重新将自己遭遇的不公，向官府提起告诉。我公正裁判，那些被乡宦巧取豪夺的小民田产，自然可被重新判回小民手中。这时候官府再出面，丈量相关的土地，重新登记造册。
行为还是那个行为，但兜了个圈子，便有个‘是在执行判决结果’的名义，所以在百姓眼中，其主使者就成了与自己同样身份的老百姓，而不是官府。从而使乡绅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煽动百姓站在官府的对立面……主动投献以求避税的‘刁民’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老百姓还是深受乡绅夺田之苦的。
但由于田产纠纷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总是有两到三成的案件，因为年代久远、存档无存，或是口头契约，或是文字契约的口头修改等原因，使原被告双方都提不出，令人信服的优势证据，来证明原先的产权界定，因此变成了‘两可’案件。
对于审判官来说，两可就意味着，在无法进一步取得证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