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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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

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成了权宜之策。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方向被根本扭转了。

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到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耿飚在1990年回忆说：

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人团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也都普遍知晓、心里有数了。

这次橘林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飚的。刘伯承后来也对耿飚讲过同样内容的话。当年25岁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讲这番话时，已是81岁高龄。左权已经牺牲了48年，王稼祥去世16年，张闻天去世14年，刘伯承也去世了4年。幸亏有耿飚的回忆。谁能知道我们有多少珍贵的资料甚至未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就散失消隐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人事的变动。

“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遵义地区的那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对老三人团的确是完全无备的。而对新三人团来说，则已经有所准备。

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确又是领导层中、包括新三人团中带有最大的历史自觉性来到这一转折点的。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

形容这个会议的词汇太多了。以至有人说，一个会议居然能戴上这么多桂冠，加上这么多光环。的确如此，因为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

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特设立上海中央局，负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但后来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电台被敌破获。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

当年那幢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会场内人们座次的排定。会议开了三天，除主持会议的博古固定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外，会议参加者基本按先后顺序随便入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严格烦琐。工稼祥腹部伤口未愈，躺在一张藤榻上与会；聂荣臻脚上带伤，每天坐担架到会；彭德怀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返回前方执行新的命令去了。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是切入点。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采纳了刘、聂的建议。

新的前进方向确定完毕，便开始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

博古作主报告。

周恩来作副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

历史在某些重要关头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就如1978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一样，1935年遵义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首先因为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耿飚回忆说：

张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当时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

其次因为他发言的系统性。

杨尚昆回忆说：“我清楚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中有一个提纲，基本是照着提纲讲的。”

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洛甫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

历史惊人相似。

1935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

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

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

这事在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