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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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红军攻势凌厉，川军的天全、芦山相继失守。刘湘再次后退，准备将部队转移到夹门关、莲花山、伍家垭口、蒙顶山、金鸡山一线占领阵地，拒止红军东进，保住川西平原。可是，教导师杨国桢部不遵令退向夹门关以南的新阵地，而是自行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结果北面门户洞开，暴露了名山城，直接威胁着通向成都平原的邛崃要地。
川军的部署被打乱，前线两个师失控，情况急转直下，红军直逼名山，指向成都平原。紧急关头刘湘亲自出马，率同机枪、炮兵司令，赶到邛崃前线设“行营”，调集各路大军，准备与红军一拼。
刘湘当初与川军将领商定的作战原则就是：红军只要不危及其政治生命，就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生存。
现在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刘湘不惜同归于尽了。
顾了正面，又担心侧翼出现漏洞；尤其怕红军丢开正面，由北翼直插成都。刘湘特邀其心腹亲信、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到邛崃，反复叮嘱说：军事情况紧急，守边部队已经用光，回成都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葺城垣，以便凭恃环城碉堡，保卫成都。
不知道红军已经发生分裂的蒋介石，这时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迅速参战。
川军与中央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兵力迅速增加到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张国焘南下计划最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四方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
11月16日，关键的一场战斗在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展开。川军以优势兵力围攻百丈，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将上来。四方面军在此血战七天七夜，毙伤敌军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被迫退出百丈地带。
百丈战役的失利，成为南下红军由进攻被迫转入防御的转折点。双方重兵相持。就像最初是我方得胜不想停止一样，现在是敌方不想停止了。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抗，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锐减到四万余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挫折和失败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
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
1935年12月30日，朱德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并转张浩，“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同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封电报令中共中央很难判断是朱德拍发的，还是张国焘以朱德名义拍发的。电报要求与一、三军团建立“密切联系”是“万分需要”，并不感到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是“万分需要”。
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处理是审慎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
1935年9月29日，周恩来用明码发报呼叫二、六军团，询问他们基本情况。当时二、六军团正在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任弼时随即用密码电复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但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被张国焘控制，中央无法译电，电报被张国焘截获后译出，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致电任弼时，从此沟通了与二、六军团的联系，并对其实施指挥。若再借交换情报取得对一、三军团的直接联络，全部红军尽在张国焘手里了。
毛泽东对朱德回电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毛泽东在电文中最后说，国际除派张浩来外，又有闫红阎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
此电很长，将各方面情况和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对朱德、也是对张国焘作了一个简要的通报。唯对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联系之事，毫不提及。
朱德在进行艰苦的转圜。
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现处革命新的高涨，党急宜得统一，以争取胜利。”
24日，张闻天电复朱德，“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
1月24日，张浩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
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发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
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焘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发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