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第3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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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四月底，是最佳的攻击时间，若此刻依北平襄侯之遗策，以奇兵直杀平壤，则必能赢得东征之胜利。”
伽蓝慷慨陈词，寸步不让。
杨恭仁沉默，崔逊沉默，王辩也沉默。
突然，罗艺站了起来，振臂而呼，“北平襄侯乃国之重器，北平襄侯遗策乃东征之上策，某愿从之，某愿与伽蓝将军生死与共，直杀敌都。”
第270章 孤军深入
罗艺的这一声厉呼，不但让杨恭仁、崔逊和王辩吃惊，也令伽蓝吃惊。
什么原因导致罗艺突然改变了立场，竟然支持伽蓝？难道武川系调整了他们的既定策略，转而在力保国内政治利益的同时，全力在第三次东征战场上寻求更多更大的获利机会？抑或，武川系试图进一步接近以越王杨侗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以便在未来的皇统之争中赢得先机？
罗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把他所在的武川系对第三次东征所寻求的更高目标公之于众，于是，这场军议的性质也就变了。
在这座帅帐里，若以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来划分势力，那么杨恭仁、崔逊和伽蓝因为有共同利益诉求，是最大的一股势力，而罗艺则代表了关陇武川系。在龙卫军里，与罗艺同属一个政治势力的还有柴绍、魏征和黄君汉，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关陇武川系还在以伽蓝为“桥梁”，刻意维系着与以裴世矩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势力之间的联盟。这一结盟之举在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中已经充分展露了其不可估量的价值。
至于王辩，他则代表了以薛世雄为首的支持皇帝改革的军界关陇系激进势力。王辩实际上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以他低微的寒门出身，无法跨入世家豪门的政治圈子，因此对于攻击之策，他是单纯的从军事角度来做出判断，而杨恭仁、崔逊、罗艺和伽蓝则从政治角度来权衡得失。
至此王辩彻底闭上了嘴巴，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份量，接下来的议事，已经轮不到他发表意见了。
“孤军深入，乃下下之策，不可行。”
崔逊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一万人的选锋军，而且还是以龙卫军为主力的选锋军，其中一半人还是伽蓝从河北蓄意“骗”来的义军将士，用这样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去攻打平壤，未免儿戏。
武川系居心叵测，可能存有摧毁龙卫军，干净利落地把越王杨侗赶出皇统之争的阴谋。崔逊的想法很简单，不能上当。崔氏已经与越王杨侗捆在一起，而杨侗距离皇帝的宝座太远了，为此崔氏必须不惜代价稳住伽蓝，保住龙卫军，力争在未来抓住任何一丝上位的机会。
要知道越王杨侗的功绩越大，实力越强，他在皇统之争中的处境就越危险。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就是现实的例子。而崔氏更是在皇帝的逼迫下不得不在刀尖上跳舞，一步生，一步死，而能否死中求生，就要看“内功”练得如何，能否抓住主动权。杨侗一旦没有坐上皇位，他的未来就没有了，而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也将烟消云散。或许年轻气盛骄横自大的伽蓝敢于一次次豪赌，但崔氏是中土政治漩涡中摇摇欲坠的大船，几次倾覆之后，崔氏损失惨重，再也赌不起了。
最后的决策权就在杨恭仁手上，而杨恭仁犹疑不决。
杨恭仁可以把这一策略的决策权交给薛世雄，奈何薛世雄并不是一言九鼎的前线最高统帅，在他的上面有皇帝和中枢，在他的身边则有李景和赵才，事实上薛世雄倍受掣肘，根本无法从自身的利益以及自己对战局的考虑做出他认为是最好的决策。
这就是第三次东征决策层的混乱之态，相比较而言，前两次东征的决策层都以皇帝为核心，事情反而好办，即便决策错了，但好歹也有个决策，下面的将军们最起码还有个命令可以遵照执行，而这一次，选锋军都兵临辽东城下了，怀远镇的统帅部竟然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攻击部署，是集结全部兵力猛攻辽东城，还是兵分两路一路围攻辽东城一路直杀平壤？抑或甩开辽东城，于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后，义无反顾地杀向平壤？
皇帝和中枢之所以让杨恭仁出任选锋军统帅，正是基于远征军统帅部决策层的混乱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得已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杨恭仁以自己尊贵的皇族身份主动承担起临机处置之大权。而诸如薛世雄等人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因为他们一旦擅权或者做出了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仕途和生命，而杨恭仁虽然也有同样的忧虑，但皇族总是有特权，况且皇帝也授予了他临机处置之权，即便越权或者做错了，也会从宽处理，最多也就是沉沦几年然后再寻个机会东山再起。
正因为皇族身份超然，有特权，皇族才会不惜代价保护自己的国祚，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杨恭仁的立场来说，他愿意看到朝堂上的温和改革派和关陇武川系这两大帝国政治势力能维持长久的结盟，而这一联盟若能持久，必将影响甚至改变帝国正陷入绝望中的皇统之争。一旦帝国确立了自己的储君，那么帝国的政治局面必然发生巨大的足以推动帝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变化。
杨恭仁权衡良久，终于做出了决策，不过他依旧拒绝了伽蓝直杀平壤的建议。
“辽东城坚固，易守难攻。”杨恭仁对崔逊说道，“选锋军一万将士，拿不下这座城池，倘若强行攻击，必然损失惨重，而选锋军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言下之意，选锋军既然到了辽东城下，就必须做出决策，而从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出发，攻城显然是下策，但选锋军又不能待在城下无所事事，消极怠战，平白遭人诟病，于是也就剩下唯一一个选择，甩开辽东城，大踏步向前。
“选锋军在前，主力在后，粮草辎重都在后。倘若选锋军长途跋涉直杀平壤，在兵力和粮草辎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如何攻打平壤？”
这是事实，没有粮草辎重的持续供给，选锋军就算杀到了平壤城下，也只有干瞪眼，而高句丽在经过前两次东征的血腥厮杀后，田地荒芜，至此已经根本无需坚壁清野，现在不论帝国的选锋军如何烧杀掳掠，也不会抢到一粒粮食，甚至连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恐怕都抢不到。
接着，杨恭仁拿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选锋军直杀乌骨城，在乌骨城会合荣公（来护儿）和谯公（周法尚）的水师，然后再去攻打平壤。”
这是一个好计策。从目前统帅部的混乱情况来看，指望薛世雄、李景和赵才齐心协力，以最快速度杀到乌骨城会合来护儿和周法尚有些不切实际。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薛、李、赵三人是帝国军界关陇系的鼎柱人物，而来护儿和周法尚则来自江左，是帝国军界江左系的领袖级人物。试想一下，帝国军界这两大对立派系的将军们能搁置矛盾和冲突，众志成城杀外虏吗？根本不可能，相反，为了抢夺战绩和功勋，双方肯定是各出奇招，无所不用其极，能本着军人的道德不在自己人的背后下毒手就算不错了。
第一次东征时，来护儿和周法尚率先攻打平壤失利，损失三万多将士，他们的“借口”便是水师所带粮草不足，又担心陆路大军不能尽快赶来会合，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攻击，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抢功。结果等到陆路大军赶到，水师已经大败，水陆大军联合攻击的既定策略已经无法实施了。
也正因为如此，来护儿和周法尚这一次必定会以最快速度登陆高句丽，由毕奢城方向火速北上杀到乌骨城。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薛世雄、李景和赵才是否赶到了乌骨城，来护儿和周法尚都不会等他们，因为江左人要洗雪前耻，要攻克平壤，要拿下灭亡高句丽的第一大功。
龙卫军直杀乌骨城，这一路上的粮草还是绰绰有余。等到了乌骨城，与水师会合后，便能得到水师粮草的支援。而在有充足的粮草、有足够多的军队的情况下，龙卫军跟在水师后面直杀平壤，其危险性大大降低，而获取战绩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这完全符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
杨恭仁这一计策当即赢得了众人的赞同，就连崔逊都赞不绝口。
四月二十五日，杨恭仁在禀报辽东大本营的同时，率东征选锋军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杀高句丽腹地，飞奔四百多里外的乌骨城而去。
杨恭仁狠狠“将”了辽东大本营一军，让东征统帅部在混乱之中倍感难堪。
统帅部在选锋军抵达辽东城下的时候，并没有下达具体命令，既没有让选锋军马上攻城，也没有让选锋军城下待命，结果杨恭仁选择了第三条路，以“先锋”之名义甩开辽东城，大踏步向高句丽腹地挺进，意图先与来护儿、周法尚会合，然后与帝国水师一起水陆并进，杀奔平壤，直捣敌虏心脏所在。
薛世雄镇制不了李景和赵才，只能指望皇帝和中枢决策，实际上就是把手上的权力还给了皇帝和中枢。这种做法的确很“保险”，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但问题是，皇帝和中枢发动第三次东征的主要目标不是取得远征的胜利，而是以远征的胜利来赢得国内政治上的胜利，所以皇帝放权了，放手让将军们去打，而将军们偏偏不要这个权，于是战场上便出现了“无令可遵”的荒诞一幕。
杨恭仁自己决策，决意去会合来护儿和周法尚，与水师一起去打平壤，可以预见，有了杨恭仁这位选锋军统帅，这位皇帝授权的远征开路先锋，来护儿和周法尚还会犹豫吗？还会等待与陆路主力大军会师之后再去打平壤吗？
薛世雄、李景和赵才再不敢耽搁了，再耽搁不仅贻误军机，而且有故意拖延东征，与皇帝和中枢做对之嫌，所以三人在形势的胁迫下，不得不放弃争执，各起本部人马，急速渡过辽水，然后以一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