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第5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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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游哉度过余生。”
这位帅范是宋史第一神秘人，历史记载：当他四十岁后避入深山，死后安葬时，尸体又神秘失踪，不知所向……这位中华第一“帅”姓人身上笼罩着许多迷雾。赵兴对此并不知道，听了帅范的话他感到很怪异，反问：“独挡一面不好吗，河北紧临西夏、辽国，有你在河北路，我替你源源不断输送训练好的兵员，你还担心什么？”
帅范哈哈一笑：“我在勾栏院里听说了自己的任命，左思右想，夜不能寐……太尉大人老教导我们：有多大成本挣多少利润，不要想着一夕暴利，因为暴利不可持久。
我帅范有多大成本自己知道，我也就是一个执行者，凡事有太尉大人策划。有太尉在头上遮风挡雨，我薪水不少，动脑子的活儿不多，只管在太尉大人计划好了，去干就行。
但如果让我独挡一面，离了太尉大人这柄大伞，我怕自己处事怪异，惹恼了……嘿，总之，让我自己应付同僚，面对枢密院、户部、兵部、吏部……想一想这些，我就头痛。
我左思右想：我这一辈子，最稳妥的还是待在太尉大人的羽翼下，这不，官也照常升，钱也不少拿，功劳少不了，黑锅有人背。而我只管干活就行，没那么多旁的心思，这样的日子才叫快活。”
赵兴哈哈笑着，他满意的点点头，毫不客气的说：“朝廷调走你与万俟咏，实行的是分化之计，所以，你的事我不好出面，你自己去吏部说，若你还能来我提举司，军队是你的。”
帅范一拍桌子：“说定了，我这就去找吏部辞官……小皇帝那头，你再说说。”
帅范说罢，放下赵山，一溜烟的往门外跑，等他出门后，程阿珠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赵兴：“相公，万俟大人走的时候托奴家带封信，似乎跟帅大人同样的意思，他说朝廷必然要把他与帅范调开，所以他打算辞官不就，转以幕僚身份重新进入相公衙门。”
赵兴接过信，心里很得意：“多年的人情投资，总算没有白费。朝廷这回给了我莫大的恩宠，允许我们回家乡做官，我正准备把衙门设在杭州临海处。万俟咏不打算走，衙门里的计司就是他的，兵案主管还是帅范……对了，两位苏学士现在到了哪里？”
程阿珠回答：“老师在潘大临的陪伴下，已经去了常州家乡，等候朝廷旨意；苏三丈正从密州登陆，往京城赶来，就任户部尚书。”
说话的这功夫，苏辙正路过大宋著名旅游胜地——梁山泊。他看着梁山泊，恍然有置身江南的感觉，提笔写下了《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的绝句：“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时急功近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王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分攵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因为这个典故，苏辙在此诗中的自注指出“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
在大宋，梁山泊是文人学子最喜欢的旅游点。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也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而所谓的“梁山水浒群盗”，其实在大宋并不存在。
最早记述宋江等盗匪的《荡寇志》只记载宋江三十六人等纵横山东河北，却没说过这些人把梁山水泊作为根据地。而宋史中，也只记载过元祐年间（1086）前后，王安石变法导致民不聊生，有个叫做“黄麻胡”盗寇的在梁山闹事，芦苇荡成了他的保护屏障，即便县老爷派人竖起长梯以“窥蒲苇间”，也久剿无效。但稍后，随着王安石倒台，新法取消，这伙匪徒也销声匿迹。
据记载，恰好在《水浒传》传世的明代，梁山泊才成为造反民众的一方圣地。据《明史》记载，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还有“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泺”，派部控扼漕运通道，“截漕舟，大焚掠”。因此，当时的《水浒传》作者便依据明代情况，给那位包揽诉讼，欺男霸女的“污吏”宋江设计了“水泊梁山”作为根据地。
梁山泊里无宋江。“梁山泊里的宋江”其实与“哈利。波特”一样，都是虚构人物——对教科书记述的荒诞，赵兴已经见怪不怪。见到苏辙这首诗，赵兴也就是惊诧了片刻，马上丢开。
剩下的几天里，他领着妻儿在京城里闲逛，偶尔闲着无聊则去皇宫，在各衙门里闲逛……又等了几天，苏辙终于晃晃悠悠赶到京城赴任，开始担任户部尚书。苏辙的就任意味着小皇帝班底搭全，大宋的赵佶无限责任公司正式开张。随后，小皇帝的各项措施也开始流水般下发。
由于陕西种树关系京城的安危，朝臣上下这次展现出难得的高效率，诏书迅速发往北方各路，要求禁止砍伐苹果树，并鼓励民间在山地种植苹果。而黄河河道整修、运河疏通也提上了正轨……
朝廷大量的钱泼水般花出去，但占据朝廷财赋半壁江山的“广南押钱纲”却迟迟不见踪影。本来，朝廷肯大手大脚花钱，也是计算着收入的巨量增加，如今，增收的那块不见踪影，小皇帝无奈，一方面催促赵兴赶快履任，另一方面，也停止了大型园林——艮岳的筹建。
历史在此又稍稍产生了变化。
四月中，在朝廷大臣的驱赶下，赵兴满肚子不高兴的离开京城，顺着大运河往家乡走。他是单身上路的，意犹未尽的程阿珠与陈伊伊仍带着孩子继续在京城玩耍，唯有胡姬喀丝丽丢下孩子陪伴在赵兴身边，而喀丝丽之子赵山则留在了京城由程阿珠照管。
这次，朝廷可算是满足了赵兴所有的要求，南洋事务局钤辖，广西、广东、福建、杭州四路水军，为了方便赵兴做事，朝廷还将两浙路半数的州县划归赵兴的巡阅范围，这意味着沿海的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等各州知州都由赵兴指定，一时之间，赵兴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鼎盛。
因此，赵兴沿途南下的时候，不停的有读书人，闲居的进士打着蜀党、旧党的旗号，投帖拜访。他所到之处，地方官隆重迎接，殷勤招待，唯恐伺候不周，所以赵兴一路走的很慢，走到扬州时，一个惊天的霹雳传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苏轼死了。
苏轼死了，米芾干的。
苏轼到了广南，虽然有赵兴的照顾，但南方的饮食他吃不惯，胃口一直不好，回到家乡后，生活在广东八年的他又有一点不适应家乡的水土，肠胃还没有调理过来，此时，米芾听到他预赦北归的消息赶来拜访，苏轼强撑精神招待这位故友，宴席上未免吃了多一点，当夜，腹部胀满、消化不良的他病重辞世。
苏轼死前，贬往雷州的章惇正通过杭州，其子章援知道苏轼弟子赵兴对广南的把持严密，担心苏轼报复父亲，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词。他很坦白的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但依然不敢登门拜访。
而后，他很委婉的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故此，章援深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苏轼他给章援的回信，他原谅了章惇。后人认为，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佑七年（1092）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是苏东坡写的人道精神的三大文献。
苏轼的病况恶化前，曾在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现在的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故此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
他写信给住在常州东门的好友钱世雄说：“庄生闻在有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钱世雄随后向苏东坡推荐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三日后，苏轼病重不能坐，他把四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而后，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苏辙）要给他写墓志铭。告诉弟子赵兴替他买墓地，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
又十日，米芾来访，苏轼抱病接待，当夜，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
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当地某方丈与他走得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
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做如是想。”
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
这是苏轼贯彻始终思想主旨：他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人生之精彩在于洒脱，在于“想得开”、“不勉强”。
稍后，儿子苏迈走上前去请示遗训，但苏轼一言未发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
赵兴在运河上得到消息，大恸，他抛下妻儿，扔下舟船，骑上一匹无鞍马向常州奔去，没走片刻，后面的帅范与源业平带家丁骑马追上，源业平已经神经错乱，帅范还有点理智，他拽住赵兴的马缰，连声呼唤：“太尉何往，太尉何往！”
赵兴感觉天塌了，他神不守舍地回答：“老师，我……要去老师身边，快快让路……”
“太尉，欲速则不达”，帅范没放马缰，平心气和地劝解：“太尉，坐着小舟前往常州，该比骑马快……即使太尉要骑马去，也该骑上一匹有鞍马，你看，你现在都比我们慢。太尉心莫乱，此事，尚需从长计议。”
赵兴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