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第5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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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朝廷无需着急。
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最讲究公平，最讲究契约。一个守契约，公正的进行交易的人，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我大宋的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无需着急，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时，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自然而然，小民与商人会起来要求与官绅享有同等的权力，履行相同的义务。于是，社会就趋向于公正。
若让我评价王安石的新法，我认为唯有两样新法必须刻不容缓的实行，其余则该缓就缓。不着急实施——第一就是免役法。官绅一体纳税后，老百姓也无需负担差役，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挣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为官府做工。
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大宋具备，是我们的时代特色，在别的朝代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的。开玩笑，老百姓给官府干活，还能挣上钱，也唯有在商业的大宋才不被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仁政，我大宋应该将这项政策推至极盛处。
我有一个建议，正想过几天跟朝廷说说。比如：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各地收入等级，由各地地方官进行申报当地收入情况，并告诉他们这个收入不得作假，因为通过百姓的收入，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税务状况，而今后地方官的政绩，全通过这些数字来表现，他们若想作假，必然影响到自己的升迁。
这些数字报告朝廷后，朝廷可以根据当地收入状况，制定一份免役法实施细则，使我们根据当地的收入制定免役钱——众所周知，地南北不同，北方农民辛苦一年，所获不过三五贯，而南方肥沃之地，百姓劳作一年，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贯。而广南更不能用这些衡量，广南百姓辛苦一年，每户收入在六百贯左右。
这个收入也可以计算出来：广南人口约两千五百万，年均上交税收约在三千万贯，按十五岁一的比例，它的年均收入应该在十五贯以上。除此之外，广南养军费用、教育费用、免费医疗等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应该在人均六十贯左右，按每户十口计算，每户年均收入应该是六百贯——这就是朝廷计算每地财赋税收的依据。
我这里只是粗略的算算，苏三丈（苏辙）精通会计学，应该更了解地方财赋的计算方法。所以只要地方官报一个收入数据，我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地方财政的税收与民情，而地方官的政绩，全在于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这就是量化考核的标准。我广南就是这样对官员进行考核的。
百姓的年均收入出来了，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阴历每月三十天，一年共十二个月），刨去休沐日，刨去节庆，剩下的就是百姓的工作时间，用这个工作天数去除年均收入，就是百姓平均劳作一天理应获得的平均收入——当地的免役法，付给百姓的免役钱不应该低于这个数字，这样，百姓就可以通过替官府劳作，获得不亚于当地平均收入的生活。如此一来，百姓怎么不愿意应付差役。
为了防止地方官无休无止的支应差役，我们还应该设立一套相应的预决算制定，每年秋季‘司考’的时候，应该要求地方官上报明年的财政计划，若是地方政府支付差役的钱超过地方财赋收入，或者达到地方财赋收入的一定比例，我们就应该否决地方官的年度财政预算……
这里面还有很多实行诀窍，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免役法要想实行，前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需要堵住所有贪官可能贪污的漏洞，如此，才能让朝廷的初衷得以贯彻。而朝廷确立这项工作以后，还可以加强中央的控制力，以后朝廷可以通过否决地方的开支计算，控制地方官、地方节镇的为所欲为，将一切权力收归朝廷……”
赵佶插嘴：“如此行事，确实能加强地方的掌控，但我怕控制不了太尉大人这样的弄钱高手。太尉大人不加赋，便年年使广东财赋增长。你刚才所说的广南户均收入超过六百贯，这恐怕是真话，但你的计算方法含含糊糊，说明你向朝廷少交税了，少交了不少，足够再养一支大军，譬如像朱雀军那般耗费钱粮无数的吞金兽。”
赵兴尴尬的一笑，跳过这个话题，继续说：“王荆公另一个值得实行的法律就是‘三舍法’，朝廷每三年召集士子进京一次科举，路途遥遥的，需要提前一年做准备，许多人路费不够，便无望参加科举，譬如广南，坡公贬谪去惠州的时候，在路上走了八个月。广南指射之地，有多少士子有这个财力，维持八个月的旅行？
而王荆公的‘三舍法’，却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学舍为单位，官府只需每年考核学舍的资格，就可以让天下寒士，能够就近读书，就近学习，学成之后，替国家效力。
我知道，根据朝廷律令，各地官府对当地学生都有各种补贴，以替朝廷养士，栽培读书种子。让朝廷负担养士的费用，也算冗员的一种，将这个负担下放到地方政府，朝廷可以减少支出，天下寒士也可降低求学成本。所以我认为，指射之地的指射之法应该推行天下，本地人就应该担当本地官，如此，才不至于民怨沸腾，祸害乡邻。”
赵兴刚才说的“六民”，是古代中国对国民的分类方法，其中包括官宦、商户、匠户、农户。而农户里又分几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纳税额与承担的国民义务各不相同，而他们的权力也各自不同。
赵兴在这里侃侃而谈，谈的都是治国方略，态度异常恭敬，完全是朝堂奏对的格局。他的这种态度与和乐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此地谈论国事，场合不对、人物不对，方式更不妥当。然而，小皇帝听的入神，李师师装聋作哑，高俅则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在场的两名太监心不在焉，于是，小房间里没人提醒赵兴——他一个当朝太尉，在此时此地，向赵乙这个大商人解释国策，是多么不合时宜。
满肚子不合时宜，这是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而赵兴一向所作所为，也符合这句评价。如今，当初说这话的西子姑娘已经病逝在岭南，满世界只剩下苏轼与赵兴这对不合时宜的师徒犹在。
小皇帝是出来泡妞的，但赵兴却把这次泡妞行动变成了一场国事讨论会。他将王安石的新法一一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劣之处。别人评价王安石的新法，可能有所偏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根据党派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赵兴这个调和派的评价，恰恰带有这个时代难得的公正态度。
“王荆公不愧是学问大家，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的时代弊病，无可回避，无可否认”，赵兴最后评价说：“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谋利，苏三丈说的不错，他跟王莽一样，就是借口变法而揽权，然而，当时的人对于变法的辩论结果，却证明变法的必须。这说明，王荆公在提出变法的理由之时，那理由确实无懈可击，以至于连司马君实（司马光）相公都不能否认王荆公说的有理。
然而，王荆公上台以来，所行所为却不是为了变法，变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将一切罪恶掩盖在变法这个借口下，排除异己，树立同党，不择手段的攫取权力。
方今天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王荆公没有说出变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经到了商业社会，已经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时代’，而我们许多祖宗之法，还停留在农奴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寻求公正，遵守契约的律法，或者确立这样一个大原则，使得我们的社会稳步迈向商业时代。
神宗陛下当初没有做到这一点，哲宗陛下没有人清楚方向，当今陛下若想超越两位先皇，就需认清时代的大方向。
古人说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过于急切，矫枉过正，反而不妥，我刚才说过，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寻求公正，寻求契约精神，寻求诚信，所以我们无需拔苗助长，只需要给今后的时代确立一个大方向。
说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整个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脚下，那片广阔的海域，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任我宋人徜翔。与此同时，我大宋已经沐浴在商业文明之下百余年，大宋的百姓，大宋的子民、官绅已经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开始自觉自愿的寻求公正。而民众自发的力量，比十所太学更能激励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的大潮面前，我们无需做太多的努力，只要给百姓指明方向，让他们在前进中不至于迷路，如此简单，已经足够了。做到这一切，就可以超越两位先皇，甚至超越三皇五帝，永远被我华夏子民铭刻在心里——此诚为万世未有之基业，是建立于我们民族心中的丰碑。
很小的付出，很小的努力，只要让大宋这条航船不至于偏离方向，让它依照列祖列宗留下的教导继续航行，我们就可以完成前所未有的辉煌。想一想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无法呼吸，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是推动这个时代的人，这份荣誉，舍我其遂，舍今上，有谁还有这个资格？”
赵兴的话，就像一副徐徐展开的画面，那画面里不光有大宋，还有世界；不光有现在，还有永远。在座的几个人都被赵兴的话引得两眼发亮。宋徽宗赵佶轻声嘟囔：“舍我其遂，舍我其遂，丰碑！千古未曾有的丰碑！”
赵兴耐心的等待宋徽宗从激动中平复下来，但平静下来的宋徽宗首先问：“或有人议：太尉大人在广南养军过万，此诚为逾越朝廷体制，太尉大人怎么说？”
赵兴淡然的回答：“养军过万——养的什么军？我的回答是：大宋的军队。”
小皇帝话题一转：“魔军三月初一进入皇宫，太尉大人可去观礼？”
“自当到场！”
“朱雀军留下的火器，可否发放其他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