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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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还是出现了一些，由于气候和温度等原因而造成的问题。好在问题多半不严重，修修就好，问题严重的卡车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问题反映到参谋司后，太平汽车厂仍然被要求改进。要不然，在更寒冷的地方，如何作战。
正文 第57章
1918年11月3日清晨5：55，我乘专列到达北京。
因为没有声张，来接我的人并不太多。只有陈庆良等文武高官。我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火车站。稍后，戒严就取消了。自我离开列车，王敬英（警卫队长）就带人一直围在我身边。这也算是习惯了，我的警卫一向戒备森严。卫兵都是特别挑选的，受过专门的训练，不仅枪法好，且个个身材魁梧——可以为我挡枪。
来北京之前，秘书刘翼然曾问我，“到北京，是低调一点儿，还是大张旗鼓？”
我有些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我并不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我的习惯，亲近的人都清楚，刘翼然跟了我也好几年了，不可能不清楚。
刘翼然见我诧异，连忙解释道：“总统，我自然知道您不想扰民。不过，此去北京，总要有些声势，才好。”
这话非常有学问。什么地方有学问呢？
第一，是称呼。我在起义之初，称呼我什么的，都有。后来，关系密切，或身份相当的，就称我的字；普通称呼，则是“都督”。待国防军席卷八省后，通称则变成了“大帅”。“总统”是最近以来的称呼，自攻克北京后，这称呼就固定了下来。
第二，“不扰民”。老实说，我当学生时，最烦组织我们去迎接某某人。现在，却也不会自高自大，感觉自己被“万人景仰”。一句话，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在意，是张三，还是李四成为国家元首。在我记忆里支持率最高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不过，那时候就像轮子功一样，凡是说我不对，就是恶的/错误的，一律打倒。这东西，就像把列宁说成国际主义者一样，都是扯蛋。乔巴山见了列宁，回来就把外蒙古分裂出去了。
哎，又跑题了！（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跑题派吗？）
总而言之，我是个低调的人。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民选政治的，亲民形象，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刘翼然这样问我，也是很有道理的。
我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北京这地面邪——不利大人。不说满清，也不说袁世凯，刚刚就有一位总理大人，被人“八百米外，一枪暴头”。我虽然不以为自己也会如此倒霉，却也难免心中无数。更重要的是，我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什么形象。
我坐在车里，回想刚刚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到这个世界，我还是第一次到北京。
老实说，我是很失望的。肮脏的街道，灰突突的房屋，土了巴几的建筑物，一点儿绿色也没有，让我有点儿压抑。这就是一国首都？真失望！
我选择这个时间，来到北京，也是费了点儿心思的。
国防军进北京是8月24日。一进城，国防军就开始大肆搜捕。搜捕对象主要是刑事犯、溃兵，算是“严打”提前开始了。至于，与此次战事有牵涉的政治人物，不过是限制行动而已。然后，王固北上，开始主持河北的行政工作。柳澹方抵达，开始组织各级法庭。
原有人员留用与否；新的人员调派下去；税收减免宣传执行；普及教育逐步展开……
总而言之，就是把联省已经成熟完善的政策，在这里，再实施一遍。
经过几个月时间，北洋军整编，已经基本完成；各级行政官员多已到任，许多优惠政策都已经实施下去；城狐社鼠，在“严打”中抓的抓，关的关，其余的也跑路了；民众生活和社会治安，都恢复了稳定。也就是说，一切都差不多了，都在掌握之中了。
于是，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北京。我曾经提到过“邀请各省实力派，相聚北京，共商国事”。现在，此事已经组织得差不多了。我这作主人的，也要表示下诚意，事先做些准备工作。
这是一次盛会，无论是赞同联省，亲近联省，还是反对联省，抵制联省的，都同意亲自，或者派人出席。就连南方三省也是如此，云南的蔡锷，广东的陈炯明，贵州的唐继尧，都答应亲身赴会。
蔡锷有蒋百里的担保，陈炯明很识时务，两人前来，在我意料之中。没有想到，唐继尧也会亲自出马，看来在四川与国防军的交战，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
此外，还有陕西、青海、新建和内、外蒙古的代表。后来，外蒙古的代表杭达亲王和活佛，被蒋百里送到北京时，还有几分惊魂未定。
我在一所大宅子里安顿下来，就忙开了。想见我的，我想见的，及陈、王等人不方便处理的淋淋种种公事，就到找上门来。其中琐碎甚多，与故事关系不大，也不必细表。稍微描述下，我印象深刻的几个人，几件事。
蔡锷到京时间很早，也是，既然决定来京，早晚得来，就不如早来了。
我知蔡锷到京，便于第二天前去拜访他。
一见面，蔡锷先给我敬了个礼。
我一边还礼，一边抱怨说：“松坡，搞什么鬼？穿着便服还敬礼，我还得给你还礼。”
蔡锷笑着说：“见过大总统。”
我也笑了，“狗屁的大总统！今天是老朋友见面，不说这个。”
蔡锷咧咧嘴，说：“好。”
蔡锷患有严重的喉结核病，如今虽然没有经历护国战争，治疗过，却没有完全康复。我看他脸色不好，便道：“你的身体怎么造成这样？北京忙完了，先去庐山治疗一下。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别，别！我可没那么些钱。”
我不由笑了，“松坡，你这是笑话我了。认识这么些年，还说这话。难道我能让你这穷鬼掏钱？”
……
说笑过后，我还是把话转向正题，“松坡，陆军部次长，还是云南省长，自己挑一个。”
蔡锷指着我大笑道：“不是说，老朋友见面，不说么？”笑笑竟咳嗽得弓着腰，直不起身来。
我边为之捶背，边道：“该！叫你笑的这么假！”然后，解释说：“我是说不提身份。这事总是要说一下，要不然，一会儿，饭都吃不舒服，何必？！”
蔡锷推开我，啼笑皆非，说：“我是喉结核，你给我捶背作甚？”
我讪讪的收回了手，打了个“哈哈”。
蔡锷考虑一下，似笑非笑对我道：“陆军次长，不就是朱介人原来的位置？”
朱介人就是浙江都督朱瑞，第二次东南互保后，任军令司副司长，没什么实权。
我也漫不在意，这点子脸皮，我还是有的，“朱介人有什么不好，现在也是士官学校校长了”。然后，我正色道：“朱介人的情况和你不一样，他当初和北京有点不清楚。不过，你要羡慕他，也可以去任参谋次长，给百里打个下手，我让你直接做军官学校校长，怎么样？”
蔡锷倒有些意动，我也不再多说，只让他再想想，便闲聊起来。
……
与蔡锷谈话的第二天，陈炯明抵达北京。
同样，我也约见了他。彼此之间，没有交情。我自然也不会主动去见他，只是让人与他约好了时间，在住处见了陈炯明。
人物不同，场景不同，身份不同，谈话自然也不同。
陈炯明见到我后，有点拘谨。我温言抚慰一番，见他还如此，便笑着谈起了为政之道。
“为政之道：第一，要爱国。先国后家，是很有道理的。顺势而为，顺流而下，才能事半功倍。什么是势？国家就是势，民众就是势。任你是惊才绝艳，任你是雄才大略，也不能逆大势而行。否则，必败无疑，迟早要垮台。袁世凯就是如此。我不主张公而忘私，那就过了。有这样的，表扬但不提倡。
第二，要有眼光。‘我看到，我来到，我征服’，首先要看到，没有眼光，如何做事？
……
第三，要知进退。见识眼光是一回事，知道了如何去做是另一回事。有些人知道了他也做不出来。好坏人人皆知，但是，能够分辨某事可行与否，就更重要。不知进退者，必不能成功。故成大事者，不可不审时度势。
赞之，这方面，你做的很好。
……”
然后，我大为夸赞了陈一番。陈炯明确实做的不错，治粤有方，禁烟紧赌，裁军通商，休养生息，为广东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陈炯明本人不置家产，不贪钱财，不纳妾。只是与孙小山的政见不同，被后人诋毁过多而已。
此后的交谈，就融洽了许多。陈炯明最后选择了做广东省长。
谈话中，陈炯明为孙小山讲情。我不由笑了，我拒绝了，却没有说理由——“我并不相信，孙是个叛国者，他只是以为自己在救国。孙在广东，我是知道的。”
孙的为人，说没有主见吧，立场非常坚决；说有主见吧，耳朵又软，别人一说点儿好话，就一退再退。平时又喜欢乱说话，说大话。我要是赦免了他，过后可怎么得了。
与醇亲王载沣的见面，也很有意思。醇亲王载沣，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之父。
载沣能够见到我很是惊诧，隐隐还有几分不安。
我也不很在意，直接了当的告诉他，“取消满清皇帝和贵族的优待条款。尊号废除，岁用废除，限期离宫，颐和园等没收，等等。总而言之，关于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的皇帝和贵族的部分，全部废除。
而关于满族的部分，则予以保留。也就是说，满汉平等，自由入籍，保护私产，宗教自由等等。”
载沣听过之后，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我心想，‘你可千万不要死在这里’，就安慰他道：
“……这是你祖宗的错误。‘满汉不通婚’，就注定了这一天。以区区百万之众，统天下亿万之民，当然会失败。若是满汉大力通婚，几代以后，血脉相通，自然就不会把自己当作外人，政策也就会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个皇帝是满人的皇帝，而不是中华的皇帝。满清与元一样，当属狄夷史。
不过，如今的满族也与汉族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