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小领主-第4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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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青青夏初。今日凯旋归来，大雪落满路途。国家多灾多难，闲居那有功夫。
难道我不想家？恐有紧急军书。草虫咕咕鸣叫，蚱蜢蹦蹦跳跳。没见想念的人（未见君子），内心忧思萦绕（忧心仲仲）。见到想念的人（既见君子），心中郁闷全消（我心则降）。威风凛凛南仲，将那西戎打跑。春日缓行天宇，花木丰茂葱郁。黄鹏唧唧歌唱，女子采蒿群聚。押着俘虏审讯，高高兴兴回去。威风凛凛南仲，玁狁犹全被驱除。”
诗中，“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与《采薇》诗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几乎意境相同，但表达的情绪截然相反。两首诗同样说的是为对抗异族侵略而出战，《采薇》表达的情绪是厌战、不战，及思归，深受后世儒家所倡导。《出车》表达的是以战为荣，前者是儒家，后者则是典型军国主义，正适合霸主国晋国士卒来欢唱。
第二百六十六章 不给面子的宋国执政
阵阵的歌声中，坠在队伍末尾的宋国左师向戎与郑国大夫良霄彼此面面相觑，停了许久，向戎感慨说：“就这样一个轻声细语说话的人，却让整个世界屏住呼吸，侧耳倾听……良霄，之前你能想到这点吗？”
良霄毫不犹豫的回答：“之前，任我如何大胆预测，我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弱不胜衣”的人、这样一位语气柔和的人，却让百年霸主楚国不得不低下横蛮百年的头颅，这大概就是所谓：有理不在声高的寓意吧！”
向戎叹息：“这是个乱世啊！人人都说这是一个末世，在这样一个末世里，武子的行为却像一缕阳光刺穿了无尽的黑暗。原本这世界以力服人，力大者、嗓门嘹亮者，别人不得不倾听他的话。但武子却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如果所行所为依据规则礼仪，即使轻声细语，别人也得服从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代表规则（礼）。所以，那不是他在说话，是规则在说话。”
向戎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原之地与南方楚国争霸许久，昔日晋文公虽然也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但却从来没有像赵武这样，把争霸战争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国家战争高度，上升到华夏与蛮夷之间的正统之争。
更早前，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也曾伐楚，责备楚国“苞茅之贡不入”。齐桓公是在谴责楚国不向周天王纳贡，但出于中原贵族的含蓄与婉转，齐桓公并没有直白的说出楚王妄称“王”号，不以臣子身份自居，而其战争诉求，也不是要求楚王去掉王号。齐桓公以“不纳贡”责备楚王，最终却没有要求楚王去掉“王”的尊号。
唯有赵武，撕开了温情含蓄的面纱，直接吼出：纳贡纳贡，不称臣如何纳贡？此战，必须以楚国称臣为目的，至于纳贡的事儿，只是在称臣之后的顺理成章。到了赵武这一次南征，唯有赵氏孤儿头一次抛弃了春秋贵族的含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地、直爽无比地直指楚王是华夏的对立集团，不仅要求楚王去掉王号，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楚王必须向华夏集团“称臣”。春秋之间的战争讲究一个“理顺”，赵武这次可算占足了道义的制高点，他轻声细语的鼓舞起联军死战不休的意识，直至楚王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其实，向戎错了，他说赵武轻声细语用道义降服了楚国，这话也不确实。国与国之间的争斗终究要靠实力说话。赵武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即使他说话再凶恶，也没有用；如果他实力足够了，即使他态度温柔，在楚国人看来，也足够凶恶了。这世界，归根结底要靠实力说话。
不过，向戎没有意识到这点，他把赵武轻声细语降服楚国的成就，归之于赵武站住了礼法的制高点，这种观点出自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对于一个春秋人来说，这观点没错，良霄也为此频频点头。这两人都忘了，如果联军的实力不够，在战争中没有占据压倒性优势，即使赵武占据了礼法的制高点，也没有用。这终究是末世，是个一切靠实力说话的时代，是个丛林世界。
向戎与良霄一路慨叹着赵武取得的成就，等到了宋国的萧鱼，向戎决定隆重款待赵武。酒席之上，宋国国君亲手持酒爵，吟唱诗经的《牧野》篇，赞颂赵武取得了不亚于周武王伐商所取得的功绩。
论起来，楚国从商代起就桀骜不驯，与商王国征战不休。随后，南北方的正朔战争，贯穿了整个周王国存续的时代。而在原本的时空中，这场争斗还将延续到战国终结，秦王国王朝建立，并灭了楚国，而后才是终结。
但现在的时空中，楚国游离于华夏的历史由赵武一手终结。周王国因此而扩展的行政管辖区域，甚至比周王室原先的疆域还要大。它南至越南，北至日本的越中国（越国此时是楚国的附庸，越人此时已经渡海抵达日本越中、越前、越后地区）……
然而，春秋毕竟是个尊卑分明的世界，宋国国君亲手持爵吟唱《牧野》，以赵武的爵位，当不起。他连忙避席，谦逊的辞谢宋国国君的祝酒。原本的时空中，赵武因为在第二次弭兵之会，对楚国大踏步的退让，以至于和平协议虽然缔结，但华夏的尊严因此丧尽，所以赵武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他的回答是：我每天朝不保夕，日夜忧虑，能够保全尸首葬入九原公墓，已经足感欣慰了，哪敢担当宋君如此隆重的颂祷。“朝不保夕”这个词正出于赵武这句回答。
现在的时空中，赵武举杯逊谢：“我赵武怎敢享用王者的颂祷词，宋君太过客气了，令我赵武惶恐不安，请停了这祷词吧！”
原本的时空中，赵武说出朝不保夕的话，一旁的宋国执政、司城（首都警备司令）子罕马上对从人叹息说：“元帅要死了，他年纪轻轻，竟然说出这样沮丧的话，仿佛是个垂暮的老人，他怎么能不死？”“垂暮”这个词出于子罕的私语。
现在的时空中，子罕叹息：“泱泱乎，大人哉（气度恢弘，进退有节，赵武子是个大人物啊）！他胜不骄败不馁，晋国此后要想不兴旺，恐怕很难啊！”向戎在旁边接话：“我看是：赵氏想不兴旺恐怕很难。然而，赵氏兴，晋国得兴，不正是我宋国的福气嘛？”
子罕欠身，他本来做出的是离座避席的姿势，但因为赵武避席到了台下，身为主人，子罕不能再站在场中央与赵武并列，所以他只是欠了欠身，做出避席动作，而后严肃的回答：“我宋国哪里有什么福气，这只能说是我们的幸运。”
其实，赵武在春秋那么久了，他还是没有适应春秋时代人的思维模式。在春秋时代，虽然格外讲究尊卑秩序，但春秋人从不拿超越前人当作一件禁忌的事情。春秋之后，或者说宋以后，中国人才开始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比如，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赵武回避宋国国君的祝祷，他是出于对先贤的尊重，但在春秋人看来，超越先贤才是他们这一辈人应当做的。细论起来，赵武在为周王国开拓疆土这件事上，功劳确实超越了周王室所有的先贤，并且赵武这次压迫楚国低头，实际上他打破了其后中国诞生的一个恶劣习惯：词语弱化的习惯。
在春秋早期，一直到赵武现在所处的时代，“王”这个词都是神圣的，是天下共主的标志。而真实的历史上，第二次弭兵大会造成的一个恶例就是“王”不值钱了。赵武默许了楚王以周王之外另一个“王”的资格称霸天下，使得“王”这个词语的神圣受到践踏，于是，后来人们只要觉得自己国力强了，便纷纷想要称王。
到了战国时代，首先爆发的是“五国相王”事件。连中山国这样的一个小国，都觉得“君”的称号与自己的国力实在不相配，必须称王才能显示自己的国家地位。于是，战国时代，各国纷纷称王，“君”的称号成为一个普通尊称。再到最后，“王”的称号泛滥成灾，以至于现代社会里，一个小流氓在一条街道上无人敢惹，就敢自称“霸王”。
赵武这次让楚国称臣，只是其中一个成就。而他压迫楚王去掉王号，从此以一位国君自居，这一举动维护了“王”的神圣性，使得词语弱化的恶例因此推迟了很多年。所以，他这次“城下之盟”对于文化上的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开疆拓土。
宋国两名重臣说话间，他们的国君已经拱手招引赵武重新回到座上。作为“诸国之伯（霸主）”的“冢宰（执政）”，赵武的行政级别是与小国国君相等的，在正式的场合中，招待赵武的工作必须由国君出面，而宋国两个执政就显得级别不够了。赵武在宋国国君的引导下，重新回到座位上。
向戎舔着脸，出列向本国国君祝酒。他先是长篇大论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劳苦功高……没错，他确实劳苦功高，真实的历史上，向戎的外交斡旋，促成了第二次弭兵大会，使得宋国从此摆脱了楚国的侵略威胁。而现在的历史当中，向戎的功绩更大，他使宋国的国土面积扩张了一倍，并鞍前马后、寸步不离的尾随赵武，迫使楚国去掉王号，彻底向周天王称臣。因此，宋国不但获得了长久的和平，更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
向戎仗着赵武在侧，絮絮叨叨的叙说了自己这两年的功劳，而后恳求宋国国君赐予“免死之邑”。这个“免死之邑”大约类似后世的“免死金牌”。但实际上，后世的“免死金牌”都是作家的虚构，其意思是从“免死之邑”引申而去的。在正常的历史上，春秋之后，历朝历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记述过“免死金牌”的存在。春秋时代的“免死之邑”，其意思是永远不被剥夺的封土。哪怕子孙后代犯了叛逆大罪，这块“免死之邑”也不能被国君夺走。
此时，赵武还在场。赵武是谁？天下第二人！他现在打服了楚国，让楚国去掉王号，正式向周天王称臣，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二人”。嗯！如果算上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