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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那里并不遥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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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下是同样浓密的二道剑眉,一双大眼流露出聪敏与刚毅,嘴唇上一抹淡淡的绒毛,更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因他学习成绩一直较好,加上喜欢打抱不平又乐意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戴。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李庆福以他的威望,当上了副总指挥。在彻底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浪潮中,他把自己的名字也砸掉了,因为“庆福”这两个字有点小资产阶级味道,就改成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卫东”。
白小松磨磨蹭蹭地上了楼,看了看坐在床上的父亲一眼,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回想刚才的事,真让人扫兴——与几个小伙伴玩得正开心,可小伙伴们的父母却陆续把他们一个个叫回去睡觉,人都跑光了,他这司令一下成了光杆,也就只好回家睡大觉了。
白基兴见白小松没脱衣服就想睡觉,便掀起被子,把白小松拖了起来,规劝地说:“脱了再睡吧。”
白小松瞪了父亲一眼,才不情愿地脱了衣服,蒙上被子。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实在是太窝囊了。哪像自己,什么时候把小伙伴们一招,自己就是司令,连军长他都不屑当,更不用说当勤务兵什么的啦。而父亲呢,不管什么时候朝人前一站,总是低头哈腰,老是低声下气,人家叫你走东不敢朝西,叫你扫地就扫地,叫你洗厕所就洗厕所,根本不像个男子汉。
在白小松的心里,只有卫东哥才算最最威风。前一阵子闹武斗,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整天乱响,还打死了好几个人,吓得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天没黑就早早把门关了。可卫东哥就不怕——那天晚上,门口突然来了一辆汽车,走进来几个人,个个都背着枪。卫东哥也在其中,不但背着冲锋枪,腰带上还别着一把驳壳枪。
白小松跑前跑后,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心里羡慕极了——这可是真正的枪啊!
他一个劲地拉着卫东哥,求着让他背一下。开始卫东哥不给他,还说这会打死人的,到后来,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背着的冲锋枪拿下来,退出子弹,又拉了几下,才把枪给他。
白小松接过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沉甸甸、乌黑发亮的可是真家伙!他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扛着,一会儿端着,还不时对着墙壁电灯到处瞄准,手指扣动板机,嘴里不停地模仿枪声“叭叭”直叫。后来,卫东哥他们走了,枪也拿回去了。
第二天,白小松把他扛过真枪的事讲给小伙伴们听,让他们听得都瞪大了眼睛,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最了不起的英雄。后来,卫东哥又给他带回了一些子弹壳,让他又风光了好一阵子……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此刻,白小松只能带着一点遗憾,一种当不成司令的遗憾,躺下睡觉。
李卫东与白晓梅进了大门,李卫东将自行车推进里屋,白晓梅也上楼进了家门。
白基兴见女儿回来了,便关切地对她说:“锅里还有点地瓜,你去吃了再睡吧。”
白晓梅走进厨房,见小煤炉上,架着铝锅。她掀开锅盖,见半锅的热水中间放了个口杯,杯上一碗地瓜,正冒着淡淡的蒸汽。她的肚子虽然并不怎么饿,但在这寒冷的夜晚,能吃点热乎乎的地瓜——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却也让人感到一种满足。
地瓜甜甜的,白晓梅吃在嘴里,心里不由感受到一种父与女的深情。也太难为父亲了,不管她或早或晚回来,他总要等;有时回来实在太晚了,他已躺在床上了,但只要一听到她上楼梯的声音,总是没等她敲门,他已经把门打开了,而且总有一锅热水等着她。
白晓梅吃完地瓜,倒了热水洗了脸,烫了一会儿脚,感到浑身都暖和起来了。
她不由从心里深深感激起父亲来,因为在她的心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好人,至少不能算是坏人。从她懂事的时候起,从没见过他与什么人有过争吵,即使有时别人对他太过份了,他也默默地忍受了,过后即使有人偶尔提起,他顶多报之淡淡一笑,似乎早己忘记了;他任劳任怨,再苦再累的活儿也干,却从来不在她的面前讲什么,他把一切苦难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了;他才四十多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了。然而,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从她记事起,就难得见他有过舒心开怀和日子,那以后……
白晓梅把厨房又稍稍拾掇了一下,正准备进里屋睡觉,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叫:“卫东,卫东,快开门。”
白晓梅走到楼梯口一看,是红卫兵团指挥部的马聪明,便边下楼梯边问:“什么事?这么急?”
李卫东也开门走出来,边穿衣服边问:“什么事?”
马聪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赶快回指挥部去。工宣队、革委会刚接到紧急通知,有重要广播,可能毛主席又要发表最新指示了,所以要大家马上集合。我先走,还要再去通知其它人。”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卫东一把拉住马聪明,问:“什么最新指示?”
“还不知道,但广播已预告。反正你去了就知道。”马聪明说完,急勿勿地出了门,骑上自行车走了。
李卫东急忙推出自行车,白晓梅也转身快步跑上楼,白基兴已拿件大衣站在门口。
“爸,你先睡,不用等我。”白晓梅匆忙接过大衣,跑下楼梯,又朝门口跑去。
白基兴看着女儿跑下楼梯,便返身走进屋里,站在临街的窗前。隔着玻璃,仍然可以见到李卫东载着白晓梅在急速地离去。站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床前,见白小松蒙着头,就把被子拉了拉,使白小松的头露了出来,他自己也躺了下去——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女儿晚上离家,甚至整夜不归,已经很多次了。
尽管女儿已经长大了,并且有李卫东照看着,但毕竟是孩子,顶多算是大孩子罢了。
前一阵闹武斗,枪声整天响,每当晚上睡觉前,不见女儿回来,他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唯恐那不长眼睛的子弹,什么时候会打着她。只有当女儿回来了,在他眼前晃动着她的身影,他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安稳。后来武斗的枪声终于没有了,但每次女儿的离去,仍使他感到一种扯不断的牵挂。
女儿也太苦了,自幼失去母亲的慈爱,当父亲的他又常常自顾不及。姐弟俩常常饥一餐饱一顿,逢年过节,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吃的让他们尝尝。别的孩子常年零食不断,而自己却难有零钱给他们。夏天看着别人大口大口的地吃冰棒,他们只能跑回家喝碗凉开水。别的孩子还赖在父母身上撒娇的年纪,她已经学会了烧饭洗衣。
他感到欠孩子的债太多了,却不知道怎么才能补偿,也许永远无法补偿。别的父亲能给孩子的,他无法给。而不该给的,他却给了,并且严严实实地罩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甚至连自己头上这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也差点传给他们——那一年,兴起红卫兵,但参加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家庭成份是第一关。在高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钻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日子里,右派的女儿怎能混入左派的革命行列,没叫你们这些“狗崽子”跟着反动老子下地狱就算是够宽大的了。看着同学们个个头戴绿军帽,手臂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昂地走在路上的时候,女儿的心里却蒙上了一层灰。
后来,幸亏中央领导及时发表讲话,把这些受父母牵连的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父母区别对待,女儿才幸免于难。而后,在“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让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李卫东的极力支持,她才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她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当上了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思来想去,白基兴心里不禁又恨恨起来,涌起一股深深的懊悔。如果当年不是那么幼稚,不是那么天真地认为是在帮助学校教导主任改正错误,相信是在帮助党洗去脸上的灰尘,那么,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怎么会戴在自己的头上?
想当年,学校大会动员,小组讨论,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意见与批评。可白基兴怎么也想不起有什么意见好提。几年来跟着共产党走,虽说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可工作勤勤恳恳,还一心想加入共产党,哪能对党有意见呢?更不要说是批评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错就错在听信了教导主任的那一番话——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见大家都不说话,教导主任又开导开了:“提意见嘛,就是帮助党改正错误。共产党也像一个人一样,总要洗脸,但有时脸上有灰尘,自己却看不到。你们大家就像镜子,把问题照出来了,错误的东西就能及时改正。这不是很好嘛!譬如对我,对其它党员同志,包括校长,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提对了提错了都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教导主任的这一席话,说得那么诚恳,说得大家心里都动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了:什么宿舍玻璃破了,说了很久却还没换,这显然有点官僚主义;厕所的电灯坏了,晚上上厕所还要带上蜡烛,这也有点不关心群众;其它七七八八问题提了一大堆,教导主任都一一记在本子上,表示尽快解决。
看到大家都说了,白基兴反倒觉得自己不说点什么,似乎太对不起教导主任了,便也提了一条:“食堂原来的王师傅调走以后,新来的炊事员菜烧得不大好,比以前差。有的同学反映饭的份量也比以前少了点,吃不大饱。”
讨论会结束了,白基兴似乎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就对得起教导主任了。但他哪里料到,就因为这几句话,过后竟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在粉碎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声讨声中,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口诛笔伐,一批批右派分子纷纷中箭落马,全国一下子冒出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右派。按照内部控制的右派分子应占的比例,白基兴所在的学校,也给摊上了几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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