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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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当时仍缺少对关系重要性的最清醒的认识，我没有去找那位与我多少有些渊源曾帮过我而我只礼节性地拜访过一次的校领导，而是直接去找到了班主任。
班主任是位和蔼的年轻人，曾对我给予过厚望，他以同样和蔼的态度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而我的态度却无论如何也热不起来。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用冷得近乎发抖的声音说，我要回老家，原因是：我是独子，父母身体有病，常年需要照顾。
这一句谎言对身体健康的父母甚为不敬，但我当时实在找不出比这更中肯更贴切的理由。坚定地说过之后，我偷偷地瞄了一眼正斜躺在简易沙发上的班主任，他脸上挂着僵硬的勉为其难的笑，却没有说话，只静静地甚为认真地听着，眉头不自觉地紧促了起来，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认定的他在遇到难题时的一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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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竟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丝同情，瘦弱的曾被我认定是那样坚强有力的他此时显得多么的无助。之后，在他面前一贯笨嘴笨舌的我居然在他答应“能力有限，再试一试”后又口齿清楚地说了一些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内容，我显然无限地夸张了自己与那位校领导的关系和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位亲戚在县城的地位与影响。
为此，我再也没有主动去见他的面，甚至在毕业后有许多年我都羞于见他，我总感觉自己有点儿不够光彩，虽然在毕业前的例行实习中他告诉我事成了时，我曾萌生过我是得胜者的念头，而且非常渴望地想拥抱他，但碍于情面，终没有抱成。
多少年后，我才大致弄清了其中的缘由，他为此利用我一位同乡的高昂热情把他派到了海岛。
说到这里，便容易理解我何以会断了音信似地再也没有去过亲戚家，机械必定严格地按照事先了解到的由教育局至职能部门再至岗位的程序拿到去距离老家最近的安宁乡的调令，我甚至没有将自己工作安排的消息通报给亲戚，而是片刻也不能等待地去了安宁乡。
安宁乡人民政府驻地就在安宁乡的安宁村，最惹人注目的便是左右两侧各四排分别用于办公、食堂、接待和单身宿舍的平房的一条整洁却不甚宽敞的甬路上的两列既高且粗且直的毛白杨，叶子正随着雨后的微风“哗哗”作响。
我是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戴着小铺盖卷赶到这里的，顺眼看了一下手腕上那块父亲从不舍得戴的表，时间恰恰上午九点整，由于雨后道路泥泞，沾了我一身泥水，样子定是狼狈不堪。
这里虽与高楼林立的大学校园相比显得寒碜，比之老家的那些低矮的平房却又豪华奢侈了许多。大概是受了毛白杨树叶响声的烘衬，院子里极静，除了啤酒肚高高隆起的两位正在低声地议论着什么，再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活动。
想到自己以后便要成为这里面的一员，一股庄重肃穆之感莫名其妙地慢慢地自心底升起。我小心翼翼地支好自行车，按照调令上的指引，既羞且怯地进了乡政府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位老者，正高一声低一声地打着“摇把子”电话，见我进来，眼皮也不抬一下，只极为随意地问了一声，有什么事？
我郑重地答，报到的。
他的态度随之热情起来，几乎是扔掉了手中的话筒，赶忙过来与我握手。他说，党委政府，党委管政府，报到是要去党委的，党委就在政府后面的那一排，上面有牌子。
我不解地问，调令上不是写明了吗？到政府报到。
他笑呵呵道，这个书上没写吧，慢慢就懂了。我正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懊恼，他又说，不过，你来安宁乡算来对了，这地方人好水好地好长棵毛白杨也好。
他指定是一个爱唠叨的人，爱唠叨往往是人缺少自信或者郁郁不得志的表现。日后我果然了解到，他曾经是这个乡的乡长，这些毛白杨全部是他在任期间的杰作，后来他犯了错误，据说是男女作风的那种，被降了职，组织上原本决定调他到其他乡工作，但他偏就认准了这个地方坚决不肯走，可惜这个地方的职位已经满了，他便自动请缨做了一个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闲差。
在指引我去党委报到的不足二十米的途中，他又向我讲了至少有五六条类似于刚才那样的我当时听来似懂非懂却甚觉新鲜的顺口溜，显然有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卖弄文采的嫌疑。
不过，现在再仔细咀嚼这些顺口溜，当真觉得不仅极富文采，而且蕴含了不少哲理，是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结晶，因此常有搜集整理成书的想法。
党委办公室里有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和一位个子不高精瘦且脸黑如碳的中年人，老者只为我做了简单地引见，我甚至没有听清对方的姓氏，他便匆匆离去了。
对于他的离去，我竟隐隐生出一股失落，当时便想他必定是一个能够从容应对世事的人，自己的水平什么时候能及得上他的一半就够了。
党办的两个人盯着老者离去后，便开始象审犯人似地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中年人冷淡的面孔上的肌肉显然在抑制什么明显在抖动，而青年人则无此定力，早已乐出了声，至此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沾染的泥水早已变干，活象一个刚从地里走出来的老农民，原本已有些胆怯的我窘得更加无地自容了。
事实上，我认为年轻的那位反而大，是副书记，那时候的副书记不象现在这样有好几位，除了乡长之外，便只有他，因此他便理所当然地分管机关，在党委绝对拥有足够的分量。貌似中年的那位只因为脸黑才显得大了些，是秘书，他认真给我做了登记。
后来，我才了解到，象我犯的这种错误经常发生，搞得副书记甚为不满。据说，县委一位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到安宁乡调研，把前来迎接陪同的副书记和秘书给认反了，一路上都不理会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的副书记，只顾给秘书讲话发指示。
刚开始，副书记认为县领导跟秘书熟或者有亲戚关系，心中不快也不吱声。后来渐渐品出了味，心中大怒，吃饭的时候临时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便找来从没有资格陪领导的政府文书作陪，而把秘书凉到了一边。
待酒菜上齐，县领导就是不肯下筷，反复追问“副书记”的去向，副书记只好如实言明，县领导哈哈大笑了事，而两人却从此变得面和心不和。
但副书记不满归不满，却从不表现出来。因为秘书是一把手书记从外单位特意挖过来重点培养的，据说两人此前并无多大关联，只是因为大家都脸黑。
象这样的传言极难探听得到，机关里大多谨言慎行，见了面或哈哈一笑或开一些半荤半素甚至极为露骨的黄段也拿得出来，至于谁与谁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有的人恐怕至死也搞不清，最可怕的要数被人活埋了还没弄明白是谁挖的坑是谁填的土。
当时的我毕竟如副书记所说嫩得能掐出水来，当然不肯堕了自尊，在副书记问过我一些无关疼痒的问题后，我居然说出了城里那位亲戚的名字，企图博得一些可怜的尊重。岂料副书记故作没有听清，问外面的那位便是你亲戚吗？
原来亲戚的名字竟然与外面两位同样面如黑炭的啤酒肚其中的一位名字谐音。我忙说，不是。
副书记说，那就是咱们的书记和乡长。
我怯生生地再次探出头去望时，两人已停止了谈话，眼睛各自在望着不同的方向。
后面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安宁乡有不少胜过红头文件的不成文的规定，诸如除了书记和乡长之外绝不敢在上班时间站到院内闲聊；因为书记喜欢背着手走路，其他人当然不可以如此；黑不能说黑，必须说成乌；因乡长有一次喝高了，睡觉时大喊“上饭”，“上饭”只能说吃饭而绝不可以提“上饭”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若非想找小鞋，那是绝不能说的。
象我这种清澈见底必少内涵的人自不会得到什么尊重，而且二十岁的青年人要彻底做到“无所谓”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稍有外力袭扰，被强自压制于心底的“争强好胜”便会重新泛滥起来。
或许出于对我过于冒昧的轻视，副书记很快便丧失了跟我继续谈下去的兴趣，尽管正在逐步恢复自信的我还有许多需要表明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水平实在又找不出赖以把话题进行下去的借口，只能眼看着他走出去，恭敬地与立在党办门外的两位啤酒肚谈论着什么。
这当口，秘书给了我一个眼神，有颇多的鼓励和嘉许。人有时候往往是不需要开口讲话的，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神，而且只需要一个手势或者眼神便足以让人的精神振奋。
惴惴不安地等待了感觉极长实际近乎瞬间的时间，三人便达成了默契，当副书记再次招呼我时，我知道自己将会按照调令的要求有一个岗位了，脚步不觉轻松起来，临行时，我特意回头望了一眼秘书，秘书也正抬头冲我微微地点着头。
既然知道了两位啤酒肚就是乡里的最高长官，行到他们身边时，尽管是低着头，我突然觉得应该主动打一声招呼，便庄重地抬起头仰视着他们，怯生生地叫了声“书记、乡长”，手也忙不迭地伸了出去，希望能跟自己的最高长官握一下手。
然而，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身上，副书记见我打招呼，才忙着作介绍，书记“喔”了一声，待我的手几乎伸到他腋下时才勉强摸了一下我的手也算是握了手，而乡长则干脆装作没有注意到我，只居高临下地笑着。
对于这样的礼遇，我心底里明显飘过一丝不快，但我还是屏住了呼吸尴尬地笑着，只有在急速而又机械地转身后，呼吸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我知道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要多走不少的弯路。我暗暗地祈祷着，期盼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
之所以在这里费如此多的口舌去讲这许多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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