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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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默契，默契总在悄悄中进行，有时候办事当真需要这种默契。既赚取了利润又当了典型，尽管我父亲竭力地反对，但我仍无法抑制自己从心里直想跳出来的笑，脚步都变得轻松起来。

那个时候，我把赚取成倍增长的利润当成了乐趣。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一个赚钱的高手，总有使不尽的招法，晕乎乎的，赚取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毕竟是真实的，这当然需要天才，天才得自于我父亲的遗传。这便是我的感受。

我承包塑料厂毕竟让副乡长的工作开了头，在我对他心存感激的同时，他对我的配合也表示满意。从此以后，工厂拍卖工作逐步有了进展，购买者有外地投资，但更多的还是原来的厂长经理们，因为似乎只有他们才具有如此的实力和关系，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资源，在他们为集体经营的过程中没少积累了这样的资源，或者应该说乡村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培养富翁的过程。

至于其中的是非，无需我们来评价，我们只说由他们独立经营之后，工厂居然能够起死回生，大把地赚取利润，还有税金，当然，他们也做了大量的结构调整工作，工厂的规模在不断地拓展。可以说，我们乡财政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良好的状况，离不开当初的改革，尽管后来关于当初的改革又有了这样或那样的非议和谣传。

与之相对应的，关于他要提乡长的事儿很快传开了，由副乡长直接提乡长，在当时我们县毕竟不多，谣传必多，不相信谣传必定是傻瓜。

此时，对于这样的谣传，我已毫无醋意，我觉得他这样的人原该提拔，尽早地提拔。他在官场里奋斗，我在金钱中滚爬，同样都是事业，他是成功的，我也算不得失败，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世界万物原就相生相克，根本没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古来就“好事多磨”，沸沸扬扬的传言传了足足有个把月，某一天，县纪委的同志突然找到了我，说是要了解副乡长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讲，说这是现在干部任用所必须履行的程序，但传言却说是因为来自于我们乡的举报信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重视所致。

我猜想，这必定又是红眼病所致——工厂卖的时候没人肯买，却又急着要卖，只有卖出去了才能算得上政绩，为了政绩，副乡长牺牲了部分的集体利益是肯定的。在等待看购买者笑话的时候，风平浪静，而一旦购买者获得了巨大的让人无法接受的利益，举报便成了必然。所以，我宁肯相信后者，也绝不会去相信前者。从纪委同志的神态，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儿。

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我的业绩甚感惊讶，眼光中便多了些怪怪的猜测和质疑，或许在他们看来，为富不仁是所有有钱人的通病吧，必不肯毁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他们既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又对我敬而远之，连我敬烟他们都以不会为由拒绝，而我却分明看到他们其中的一位烟鬼躲到厕所里去抽那种不足三元钱一盒的劣质烟。

人或许都这样，面对巨大的反差，必然会产生怀疑，并由此而任由不信任蔓延，而且我越是热情，他们越怀疑，似乎其中必定地百分之百地存在猫腻。

其实，我和副乡长之间确不存在权钱之间的交易，唯一的能算得上不正常的便是那套书。——人都是有嗜好的，他唯独偏爱书。出于对他的感激，我便托人给搞了一套。

那时候，正兴藏书热，书价约三万元。他果然对此书爱不释手，闲聊之后，我故意托大装作无意地把书送给他。他坚辞不收，只答应借阅，说日后必定奉还。说是借，我当然不会去催要，后来据说是因为组织部长看中了此书便带走了，也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

关于这一节，我自不会去说。见无法从我这里得到有用的信息，纪委的负责同志甚为恼火，从他对我冷冷的目光中，我不难读懂，他把我列入了为富不仁的一类。后来，这位负责同志居然也调来了我们乡，必然地经过一番磕磕碰碰之后，我们成了莫逆。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当时我无法预料后果，也无法猜测其他厂长经理的真实想法，我原准备任由事情发展，却又莫名其妙地不顾负责同志保密的严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显然不了解纪委暗中调查他的事儿，因为他在认真地听完我的电话后，半晌没有说话，虽然随即便笑了起来，但笑声里透着无法掩饰的孤独和凄惨。笑毕，他又详细地问了负责人的情况，这位负责人也就是我们成了莫逆到副乡长做到书记时接替副乡长做乡长的那位。

之后，谣言突然中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半年后，未及谣言再起，他已被提拔做了乡长。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关于他的任命，县委常委会先后研究过八次，参与调查的负责同志反对了八次，尽管他无法找出足够的证据，但还是让他的任命足足晚了半年，尽管他们搭班子之后，三年中始终团结得如同一个人，让我们乡保持了三年的强势发展。

人是感情动物，免不了要受感情的困扰——只要加入了感情，即使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繁复无比，但少了感情又会让生活黯然失色。——待他做了书记，又帮我拿下了我父亲他们厂，这是我们乡最后一个拍卖的工厂。

人也是善良的，度过了从出生到懂事的这一段混沌期之后，便总想着要做一个好人，即具备教科书里所列举的所有的优秀品质的人。可这是很难的，又总会阴差阳错地去做一些违反这些优秀品质的事儿。

说到这里，经营家似还有话要说，但他还是摇了摇手，示意自己的讲述结束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叹息道，其实是非标准是要靠人去体会和裁量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论。叹息声低得几乎让人无法听清。

（四）1、2、3

1

乡丁说，是非标准是人判别事物的一个基本标准，有“大”“小”之分。

“大”，通常是社会极力倡导的做人的底线，是共性的，靠长期的培养累积形成，一旦形成，除非遇有过于强大的外力，不会轻易改变，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常常能够诱发社会的动荡，所以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是不容忽视的。

“小”，则是相对的，相对性表现在“小”总是在“大”的原则指导下无限地接近于“大”，也就是说，“大”是靠“小”来贯彻的，而且在贯彻上存有弹性，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个体。

正因为是非标准的“大”“小”之分，才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别，依据自然是由于个体差异而形成的坚持是非标准的坚决性。

我猜想，大人物必定是因为具备某种能够提高而且能够转化为坚忍不拔的自我控制力的学识的潜质才让自己成为万众注目领袖群伦的大人物。

由于自我控制力的存在和层次性，决定了大人物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控制力便有不同层次的大人物，尽管也存在着具有极强控制力的大人物暂时不居于大人物层次的个别，这种个别称之为潜龙，正所谓“有朝一日，飞龙在天”，实在飞不起来的只能算悲剧或根本算不得龙了。

而对于小人物来说，是非标准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壮志难酬的强烈地骚动与不安与落魄，虽或默默地独自承受或毫无节制地盲目反抗，生命却犹如夹缝中的小草艰难而又无奈。

我们都是小人物，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大人物而忽视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带兄弟们一起去感受这种骚动。

兄弟们必定已从前面的讲述中了解到，我是个只顾忙于工作而别无他顾的人。其实，从书记调走那天起，我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不妙了，只不过被我忽视了而已，其时机敏的人早已在静观其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是应该感受得到的，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部门为他举行的庆功宴而唯独拒绝了我，而且一本正经地训斥了我。

那一天，从不吃机关伙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尽管食堂特地为他烧了四样小菜，却毕竟吃在食堂。这绝对是一种姿态，我直到现在才领悟到，当领导向你故作姿态时，说明隔阂已经产生了，离穿小鞋为期不远了。

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去想，反以为领导必定是因为怕给我添麻烦才拒绝的，因为我当时凡是组织如此场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厨艺，甚至连领导嫌弃的念头都没有动过，暗暗地便夸书记重感情，颇有点儿感恩的意思，唯一能报答知遇之恩的便以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里糊涂地调入农技站，我仍没有彻底悔悟，坚信领导关于“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说法，并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

事实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领导的一种托辞，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则是一门高超的语言艺术。

人是极其古怪的动物，只要具备了特定环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别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连我常自掏腰包请客的事儿，人家也是万不肯信的，认为我必定是揩了集体的油，因此表现得极为不屑。

——关于我调农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为此愤愤不平，劝我尽快想方设法调离以图发展。

他们所说的想方设法自然是指前任老书记，他们知道老书记最欣赏我，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利益关系存在，但毕竟被他们认作了关系。

事实上，关系除了“亲”的那种，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认为只有那种建立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才真正算得上关系，而我却认为只有排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才能称得上关系，因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无价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这些词义含糊却用意明确的劝告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开创工作上的新局面，便会赢得足够的尊重，正如老书记所说的“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只管一门心思地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