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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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入狱的却没有。
人人都说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尽管反腐风暴之后不久，他便调离了我们乡，仕途也由此止步，反腐风暴不仅保护了镇村干部，而且让我们乡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后话，不多絮叨，且说当年在与我父亲谈话之后，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造谣生事拨弄是非的行为，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因为团结出利润出生产力，而分裂则必将一事无成。
批评没有点名，表扬却提到了我父亲他们厂，说他们厂有一个团结的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领导班子，全乡都要学习他们这种敢于而且善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如此以来，明眼的人立即便明白，批评的必定是我父亲，尽管书记的目光混沌而且总在环视四周而不固定于任何方向，大家的目光还是象沾染磁性似地齐刷刷地投向了我父亲。我父亲头低得极低，面色赤红，尴尬之极。
我常想，这必定是任何人遭到如此场面所必然要具备的最惯常的表现，我父亲自不能例外，但他有几次要站起来分辩一番的强烈冲动，却都被自己的意志力强自抑制了，因为压根也没有分辩的理由呀！
还有，我父亲认为，批评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正说明领导心中有你还在乎你，批评不同于免职，既然没有免职，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履行职责就会有矛盾，无所事事的人往往反而会成为难得的好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或趋于缓和或趋于激化。
人与人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最容易走向极端，我父亲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很快便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凡是厂长的意见或决定，无论对错，他一概反对，坚决予以抵制。
厂长毕竟是外来人，尽管他的公关策略受到了一定成效，但那些所谓的关系多是酒肉朋友，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虽也有些分管副乡长之类的领导，却是大领导不屑管此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副乡长之流的小官只晓得采取高压政策，高压政策某些时候恰恰适得其反，常常会激起更多的反感。所以说，厂长虽千方百计地更换了财务科长，却又添了一个对立面，即使如此，仍无法与牢牢掌控着工厂要害部门的我父亲相抗衡。
我父亲之所以会掌控着如此多要害部门，据说是老厂长交给我父亲的杀手锏。这些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老厂长和我父亲的铁杆弟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些人换是无论如何无法换的，老厂长临退休之前曾向他们认真地交代过，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父亲，并逐一要求他们发了毒誓，说要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关键的时候，他们果然支持了我父亲。
据说，厂长也曾提着重礼亲自去找过老厂长，但没说几句话，两人便闹翻了，据说是老厂长拍了桌子，搞得厂长灰溜溜的。
传言归传言，事实如此：至厂长出了事，工厂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应该说，我父亲的做法无疑最大限度地减缓了工厂倒闭的速度。但我父亲却不这样看，他甚至认同了厂长把工厂倒闭的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他的说法而愧疚不已。
那一阵子，他不敢提起厂子的事儿，更不准家里人提起，即使一些为他辩解的话，他也在竭力回避，尽管他自己知道，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似乎要让工厂的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消失殆尽，虽然越这样做自责便越深，以致于他常常会突然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着边际的“当初不该这样或那样”的话。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自责，不妨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样的细节：工厂与我家同处去临镇或县城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两侧，为此，我父亲外出宁肯多绕十几里的小路也绝不肯自工厂门前经过。
除非得了病，记忆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直到多少年后我准备收购他们厂的时候，他仍在竭力地反对，要不是老厂长带病亲自前来与之耳语一番，他绝不会同意，因为他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工厂会重新启动起来，即使如此，在我拿到收购合同时，他仍是一脸的痛苦，那痛苦绝不亚于他去参与西部大开发亏损了几百万的表情。
确切地说，那时候他已不再参与我们家产业的管理，待工厂重新启动收到第一笔货款，他已重病在床，我莫名其妙地拿到他的床前交给了他，他的手在激烈地抖动，混沌的双眼居然淌出了两行清泪。
再后来，我根据他的遗愿，拿出三百万元以工厂的名义逐一汇给他临终留下的名单，据他说，这个名单是当时工厂的全部工人名单，居然也包括被抓的那位厂长。
但这些钱被无一例外地退了回来，我只好以工厂全部工人的名义捐给了乡小学，企图能让他们的后代得点儿实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儿事，岂料这事儿很快就被人揭了出来，报纸、电台、政府一通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既得了名声，又为我家的产业免费做了广告，岂非有违老爷子心愿？倘若老爷子泉下有知，必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三）3、4
3
回过头来再说自己，事情已经有了结果，虽少了些盲目，却又多了不停地猜测和假想，心情不仅未见有何好转，代之而来的是害怕见人，不想说话，似乎周遭都长满了紧盯着自己的眼睛，稍有不慎，便会被嘲笑声所淹没。细品当时的感觉，或酸或甜或苦或辣，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嗓子总在发干，麻痒痒地无法说完整的一句话。
某一天，忽觉自己极力掩饰的实际上非常强烈而且曾自认为极为把握的转正愿望被人察觉了，不觉既惊且疑起来，走着路，分明听到有人在跟踪自己，有时候甚至已清晰地辨出了跟踪者粗重的呼吸，待突然停下来猛地转身观望，却又遍寻无人，难免要心惊肉跳，疑心自己遇上了仙怪之类的东西，便更加恐怖不已。似此等情况已连续发生了好多次，要不是我父亲的严厉训斥和我娘寻死觅活地劝阻，我早已辞职不干，孙子才甘愿去当孙子呢。
既要干，就必须学会面对。这是我父亲对我一惯的要求。然而，我仿佛丧失了所有的热情，除了自卑，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如此，自卑倒是轻了些，却又陷入了无所事事的怪圈，看不到丝毫生活希望之所在，任由悲观失望的情绪蔓延。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毁了吗？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样问着自己，依旧无所事事，幸好那一段是个允许无所事事的时候，无所事事照样可以拿每月几十元的与正式干部相差无几的临时工工资。
跟我父亲一样，我倒并非看中了这点儿小得或许根本算不得钱的工资，关键是工资之外的东西。但也有与我父亲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象我父亲那样目标明确，我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目标，更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这并不妨碍我当时是一个心比天高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狂妄家伙，任何事情都喜欢与人做最简单的对比，唯恐落于别人后面。
事实上，既要对比，便要全面，全面的自我对比往往更能发现其中的闪光点而增强前进的动力。自我对比是一种境界，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无法达到，况且即使达到了，由于自己在目标上的茫然无知也根本无法实现，只能勉力挣扎在无所事事的怪圈当中。
无所事事最直接的结果，便是让我莫名其妙地躁立不安，直想痛快淋漓地干一仗，最好见点血，血在此时此刻是多么的可爱啊，有时候，我甚至渴望自己的腿上或手上长一硕大脓疱，哪怕带点毒，泛着黑黄黑黄的水儿，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也无需找医生，自己挥刀割去，然后去刮骨。岂非成了比关云长还要关云长的人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跟转正一样彰显出来的风格。
女人终究心细，我表妹敏锐地洞察了我的异常，她采取了与我父亲的一味严厉训斥迥然不同的方式，用她的身体和Ru房来安慰我。如果说我父亲的政策是棒杀，表妹则是先用火烤而后放到冰水里去浸。两种方式都没能把我拯救出来，片刻的安宁之后，无边的寂寞和无聊再度泛滥起来，猛烈得让我无法自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与当时的环境不无关系。
当时所谓的工作，便是下乡指导工业生产，重点当然是收取工业管理费。工业分为乡办和村办两大块，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乡办工业由乡里投资，厂长经理自然要由乡里任命，拿乡里的钱交给乡里，管理费便容易收，往往借款也是要交的，猴精猴精的厂长经理们有谁不愿慨别人之慷而换个人缘呢？村办就不同了，一般由村支书兼任，见面便是一通喊冤叫苦，交得甚不痛快，但只要最终动用政府的权力，还是要乖乖交的。
指导，则根本谈不上，其中的许多人自己都不清楚又如何指导呢？更何况其时工业已多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厂长经理们还是欢迎我们去的，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的吃喝找一个看似合理合法的理由，尽管他们的吃喝档次低得或许根本算不上吃喝而只应该叫做吃饭。
同一不断重复的简单事件，往往也会因为条件的改变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并迅速折射到敏感的心境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
自从我转正的事儿有了结果，或者应该提前至老乡长调离之前，那些习惯自称是我的叔叔伯伯的厂长经理们便已突然变了样，他们不再非要强逼着我喊他们，眼里通常的慈祥、关怀、爱护交融的目光转而被冷漠所取代，尽管他们仍在形式上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如既往地陪我喝酒玩“关牌”，惯例是先玩牌，后喝酒，再玩牌。
所谓的“关牌”，即四个人玩一副扑克，每人抓十三张，红三先出，最先出完者为赢，输者以手中所剩牌的张数计数。
原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赢，现在变着花样要我输，我却偏偏手运大红，干净利落地来个通杀，惹得他们脸驴一样长。喝酒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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