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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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第一次出现了欺骗性的论题，而且被公布于众：“能源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分开的，它们不是双胞胎。”弗里曼的研究提倡新奇且效率低下的“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太阳能光伏板和燃烧可循环废料。福特报告对核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声称与核能发电有关的技术理论上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报告宣称：“燃料本身或它的副产品钚，可以直接用作或加工成为制造原子弹或其他爆炸装置的原材料。”

福特报告准确地注意到，未来将挑战石油而成为能源霸主的主要竞争者是核能，并警告：“由于核技术的发展，核能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将快速蔓延，特别是快速核反应堆（快堆）和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技术。”邦迪项目确定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绿色”反核框架。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核技术已成为未来高效发电方法的首选，比石油或煤炭更加高效（而且更有利于环保）。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共体已经开始了大型核能开发项目。1975年，参与此计划的成员国主张，到1985年要在欧洲大陆建立160～200座核能发电站。

对于1974年石油危机的影响，1975年，西德施密特政府作出了理性的反应，决定建设发电量420亿瓦的核电站项目，其发电总量将在1985年占整个德国用电量需求的约45％。在欧洲，只有法国超过了西德，法国要在1985年前建成发电量450亿瓦的核电站。在1975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中，意大利工业部长卡洛·多纳特·卡廷指示意大利核能公司ENEL和CNEN草拟一个在80年代早期建成约20座核电站的计划。甚至刚刚从佛朗哥40年的统治下摆脱出来的西班牙，也提出要在1983年前建设20座核电站的计划。一座常规的十亿瓦核设施基本可以满足一座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的所有电力需求。

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时，欧洲的核能工业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法国和西德。法国和西德第一次在核出口市场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此前一直是美国主导着这一市场。法国方面收到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要求帮助伊朗建设四座核反应堆，联邦德国电力公司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而此时，法国已与巴基斯坦布托政府签订了协议，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现代化的核基础设施。西德政府与巴西的谈判在1976年达成协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协议包括由西德建立八座核反应堆和再生及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德法两国的核能公司完全按照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平原子能宣言”的精神，在各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与经过挑选的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很明显，英美对能源的控制，是以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为基础的，如果这些相当可行的计划继续下去，那么英美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战后，与石油相比，核能更能代表技术的进步，这如同在19世纪末，当费舍尔勋爵和丘吉尔争论是否应该把英国海军从使用煤作燃料转向使用石油时，石油要比煤炭更加先进一样。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及其美国兄弟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给。特别是，如果商用快速核反应堆和热核反应计划得以实现，核能技术将预示着世界能源供给可能将不受限制。

1974年石油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在世界核工业内部建立了两个组织，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伦敦。1975年初，一个非正式半秘密组织——“核供应商集团”或者叫“伦敦俱乐部”成立了。这个组织包括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这是英美早期的一种努力，目的是为了在核出口问题上自我约束。1975年5月，另一个秘密组织——“伦敦铀学会”成立，核供应商集团得到了补充。伦敦铀学会由历史上的英国殖民地国家所主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这些“内部”组织是必要的，但却还不足以让英美利益集团遏制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核“威胁”。就像一位来自阿斯彭研究所的美国杰出反核人士所说：“我们必须把‘核玫瑰之花’剪掉。”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绿色行动”遏制核能发展】

无独有偶，在1974～1975年石油冲击衰退之后，西欧人口不断增长，特别是西德，由此引发了战后第一次讨论“增长极限”或者说环境威胁问题，而且开始对他们的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信念产生疑问。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新“观点”受到某个网络的精心操纵，这个网络由英美金融和工业圈子建立，它们与躲藏在索尔茨约巴登石油战略之后的利益圈子完全相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英美智囊和杂志发起了一轮可怕的宣传攻势，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极限”议程，以确保猛烈的石油冲击战略取得“成功”。出席1973年5月在索尔茨约巴登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代表、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是执行英美生态议程的关键人物。这是历史上又一次非常成功的欺诈行动。

这一次，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核能，安德森和他的大西洋利奇菲尔德石油公司通过大西洋利奇菲尔德基金会将数百万美元注入被选定的机构。安德森慷慨赠予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个名为“地球之友”的组织，它当时是靠安德森拿出的20万美元成立的。安德森的地球之友最早期的行动是，通过其反核行动对西德核工业进行突袭。1976年，地球之友的领导人霍尔格·斯特罗姆发动的早期行动之一就是“反对布洛克多夫核电站”大游行。地球之友在法国的主管布莱斯·拉隆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库德特兄弟公司的巴黎合伙人，他后来在1989年成为密特朗的的环境部长。正是地球之友组织阻止了日本－澳大利亚供铀协议中的一项主要条款。1974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双方达成了一项承诺，澳大利亚向日本提供潜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铀矿石来满足日本未来的需求，并与日本合作开发浓缩铀技术。英国铀矿开采巨头力拓锌业公司为了动员各方反对未决的澳日协议，在澳大利亚秘密安插了地球之友组织，结果造成了几个月后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地球之友在伦敦和华盛顿的高层有许多“朋友”。

不过，在美国和欧洲传播“增长极限”，罗伯特·安德森主要依靠的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人文研究项目。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是安德森本人，副所长是大西洋利奇费尔德基金会领导人托尔顿·布拉德肖。20世纪70年代初，阿斯彭研究所曾是研究机构中开展反核活动的主要财务渠道。

当时，在人们所熟知的阿斯彭研究所理事中，世界银行总裁、越南战争的主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精心挑选的理事还包括牛津大学的布洛克勋爵，亲英派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贾德纳（后来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华尔街银行家、雷曼兄弟公司的拉塞尔·彼得森以及埃克森公司董事会成员杰克·克拉克、海湾石油公司的杰瑞·麦卡费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乔治·麦基，他也是出席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会议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样在早期加入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还有汉堡《时间》杂志出版人马里恩伯爵夫人敦霍夫，以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和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

罗伯特·安德森还从麦克乔治·邦迪管理的福特基金会邀请约瑟夫·斯拉特担任阿斯彭研究所的所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确实是一个团结紧密的英美大家庭。在阿斯彭研究所，斯拉特启动的最初项目的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反对工业增长——特别是核工业做准备，这一项目用的是联合国的赞助（和资金）。斯拉特保证，即使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思维克·阿斯特罗姆也会提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大会。

1972年6月，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从一开始，这次会议就是由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操办的。加拿大石油商人、阿斯彭研究所理事毛利斯·斯特朗担任了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阿斯彭研究所还筹资建立了国际零增长网络——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其理事成员包括罗伯特·安德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斯特朗和英国工党的罗伊·詹金斯。这个组织立即编写了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作者为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雷纳·杜博斯和英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巴巴拉·瓦德。这一次，他们还说服国际商会支持毛利斯·斯特朗和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向国际商业人士宣传新的环保主义理念。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和宣传平台。到1973～1974年发生石油危机时，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与石油的相关业务渠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其他英美公司已经准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资助下，大规模的反核宣传攻势得以启动。这些资金赞助的机构，包括超级精英人物参与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该基金会先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伯恩哈德王子掌控，后来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约翰·劳顿操纵1973年6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提议，在比尔德伯格集团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新机构，即三边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第一个执行理事是比尔德伯格活动的参加者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也是战后第一次吸收日本财政与商业精英参加英国政策的制订。1976年，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互换了位置，变成了三边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布热津斯基接替基辛格担任新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本人与他内阁的许多重要的部长也是半保密的三边委员会成员。

这些机构对美英媒体有着不可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