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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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没完：这个教授在完成了这个因材施教后，又接着说：“要不要再来一次？”同学们都同意，特别是刚才被教授骑在胯下的那位同学，心里暗想一定要找机会挣回来。游戏进行中，教授的鞋带松了，便停下来弯腰系上。那位同学见有机可乘，也一个箭步骑到教授背上。这下同学们都笑了，看教授怎么论说。没想到教授只是伸直腰身，稍微一摇晃，那位学生就被弄了下来。于是教授又有高论发表了，他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有一天你骑在别人身上，双脚离地，不能立足，那一定要小心！不然随时都会被摔下来！”
据说，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教育小孙子的办法特别有效。他是这么教的：他让小孙子站在高处，而后花言巧语骗他往下跳，自己还作出在下面接他的诱人样子。小孙子经不起诱惑往下跳后，洛老爷却一动不动让他摔个鼻青脸肿痛哭流涕，此时，洛老爷教训他：“孩子，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包括你的爷爷。这样你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杜甫诗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既然如此，大家当然就只有多学点“人在江湖漂，尽量少挨刀”的招数了。
四 （宋石男，看天下专栏，7月8日出街）
写《书林清话》的叶德辉，长沙商会总会长，死在农会手上，时间是1927年。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却不太对劲。编房中术丛书，乱搞男女关系，为人吝啬，并且依仗28岁中的进士头衔横行乡里。不过他有时也很有趣。作为知名藏书家，他的书架上贴着“老婆不借书不借”的纸条。书中常常夹着春宫画，因为他相信火神是女性，看到春宫图会不好意思，就不来烧书了。他跟我爷爷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共同处，除了两个地方，一是同为旧文化的嗜好者，一是都死在所谓“改朝换代”之际。
爷爷死在解放初期的军管会手上，时间是1951年4月1日。关于爷爷的生日，现在已经没有长辈可以说得出来，惟有通过我奶奶是1900年出生推测，爷爷可能是1890…1900之间出生的人，跟郭沫若、胡适、许地山等人同时代。
从我染上一种叫历史癖的非流行病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件看上去似乎有点迂腐的事——重修家谱。家谱不是封建迷信，更不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相反，即使不是贵族和世家，每个平凡的人家都有权利修整流传自己的家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血缘关系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而家谱不仅能满足你对回忆和好奇的要求，说再玄一点，它更是一部记录你自己灵魂来源与传承的家族史。即使我们的祖上并不出色，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追想、热爱与尊敬。
失去了家族史的人是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爷爷死的那年，我爸爸才7岁，我大伯当时28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粮食局小科长，正在交代问题。我三伯17岁，在读高中，是他将爷爷收殓。但现在已经记不得爷爷葬在何处，也许在如今犍为县某个商业步行街的店铺下面，但我更愿意想象爷爷长眠在某个街心花园下面，或者广场的喷水池下面。
有年国庆，三伯一家从重庆回五通桥，一起去犍为看看，我跟去，想找一下关于自己祖上的蛛丝马迹。坐了1小时的汽车，看了犍为文庙（很雄大，川南最大的文庙之一，大伯、三伯等人曾在里面读小学），吃了顿豆花饭，雨下起来，一行老小匆忙返回。我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字都写不进家谱，很是失望。
爷爷之死，我听到过三个版本。
一个是爸爸的说法，转听自大伯，说爷爷在1948年不知识时务地考上“世纪末”的县长培训班，结果当了1年的福乐县（小县，只当现在一个镇那么大）县长，就被清算了。我不能理解，爷爷以前教私塾，几亩薄田，诗书传家，没什么不良记录，也没什么势力，仅仅一年的“失节”，何以就会掉脑袋？
另一个是三伯说的，当时军管会一头头看上了二嬢，但她拒绝了，远上北京读大学，这个头头恼羞成怒，就把爷爷抓来关了半年，然后杀掉泄愤。做不了女婿，就做刽子手，这也太异质思维了吧？我仍不能理解。
最后一个是大堂哥说的，转听自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伯娘，说是当时奶奶的弟弟在犍为做生意，得罪了人，爷爷帮他的忙，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被陷害致死。这个版本也有疑点，阿婆的弟弟并没有送命，为何一个仅仅帮忙的人要被判死刑？大伯娘的话常常有点悬，2003年她过85岁的生日，但是2004年她就过上了93岁的生日，说是其实比大伯大十岁（以前的说法是她比大伯大三岁），怕家里知道，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天长地久地隐瞒了年纪。
现在，综合来想，我宁肯相信自己的一个猜测，从老爸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脾气来看，如果性格也流传有序的话，那么爷爷的脾气一定也古怪、易怒，像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他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老爸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而在那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小人很容易窜到一个得意的位置，上下其手，大报其仇。
再不可能回来一个长辈，告诉我爷爷的真正死因。爷爷不是名人也非要人，只是一个还算有学问有性格的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死去了史书上不会有记载 （我翻检过大量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当时的报刊上也不可能有深度报道，到最后民间再没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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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在一个晚上被拉到野外枪毙，时间是1951 年4月1日。那一年，全国类似的执刑还有数十百万。死者的子孙，有的也许和我一样，在苦苦追查自己爷爷的死因，但大多数人，早就失去了探究的热情，他们宁肯兴高采烈地讨论三流明星自杀的新闻，也不会关心自己爷爷为什么无辜或有辜地死去。
五 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2011…07…24 10：48：28） 转载
标签： 杂谈
潘金莲是一个由婚外情导致杀夫的女人，围绕着她总是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她的婚外情有没有反封建的意义：“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淫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逼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淫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