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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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正如刘学尧在“含泪的晚宴”上所说的：

中年、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科技人员身上；工厂的各种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

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

……

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人到中年》通过感人肺腑的艺术描写，提出这个普遍的、严重的、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作品在读者中，尤其在中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是没有缘故的。

然而，我们分析这个中篇小说的主题，还不能仅仅到此为止。粉碎“四人帮”以来，描写中年人的困境的作品，也不鲜见。《人到中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了造成这个普通的社会现象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是很耐人寻味的。

比如焦成思看病。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就得在几净窗明的院长办公室接待他，就得不顾病人的等待，把正在门诊的陆文婷叫来；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便要把最好的医生推荐给他，秦波也可以挑三拣四地进行挑剔；住院前，赵天辉还要特别关照陆文婷做好手术准备；住院后，抽血、透视、做心电图，都可以不用排队。试想想其他病人，比如张老汉和王小，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没有。不要说其他病人，就是陆文婷自己病倒在家里，她丈夫想叫一辆车，打了电话到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有弄到。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堂堂的副部长；而另一个不过是个普通大夫。社会已经习惯根据地位、身份来评价一个人，来决定对一个人的态度了。在有人享受特权的时候，就必然有人的正当利益要受到漠视和践踏。普通中年人的苦恼，并不引起注意和关心，是不奇怪的。

当然，要说对这些普通的人都不关心，那也未必。可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秦波对陆文婷的体质不很放心时，赵天辉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在我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这个赵天辉，身为一院之长，他并不懂得陆文婷一家几口，工资多少，住几间房，却能记得她这几年一直是全勤。显然，他关心的只是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完成任务，却没有关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牺牲；却没有考虑作为一个领导，该提供和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以便让人们能够胜任并愉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严格地说，他不过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的症结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摆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流毒，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忽视和讳言这个问题。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妨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人才的成长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响“四化”进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这个问题揭示了出来，这是它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的地方。这个主题思想的开拓，和表现在作品中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对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讴歌，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二

为了加强主题的尖锐性，作品在展开陆文婷的“断裂”这条主线的同时，揉进了姜亚芬夫妇出国这条副线。

“我是个中国人，不敢说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可总还是爱国的，真正希望我的祖国富强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要出国去呢？刘学尧在晚宴上的那一番感慨万千的议论，姜亚芬在机场伴着泪水所写的那封长信，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他们深深感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虽然也相信“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了”，但是，又感到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他们既惧怕过去的噩梦，又缺乏等待的勇气。于是，他们出国去了。

对于姜亚芬夫妇的出国，作者是谅解和同情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强调了他们在出国问题上的深刻的内心矛盾，细致而动人地描绘了他们在临行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故土亲人的依恋。有的评论者认为，姜亚芬夫妇应该留下，写他们出国，是不好的。而更多的评论者则认为，既然写了姜亚芬夫妇的出国，那作者对他们就应该有所批判，而不能“滥施同情”，甚至认为作者为姜亚芬夫妇洒下的同情之泪，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力量。

我很难同意这种批评。

首先，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是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的。在十年浩劫中，他们受到过磨难。面对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他们无法像陆文婷那样以“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他们看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又不相信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他们敏感而又脆弱，既没有坚定的信心，又缺乏等待的耐性。因此，他们终于出国去了。这是人物性格所决定的，怎么能责怪作者呢？

其次，作者对他们的同情也并非“滥施”。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因为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仅仅是因为感到不公平的处境难以改变，自己的抱负无法伸展，他们才忍痛离开祖国的。不错，他们也许眼光不远，从个人角度考虑较多。但是，当他们含着眼泪，矛盾而痛苦地离开祖国的时候，只去责备他们，而不去追究造成他们不得不忍痛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那是公平的吗？

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作者谅解和同情了姜亚芬夫妇，不把责任主要归结为他们自身，才会引起人们对造成他们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的追究和思考，才会从人才外流的现象中，看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这，正是作品的主题所需要的。如果作者不是谅解和同情姜亚芬夫妇，而是在否定和批判他们，那么，在追究他们个人责任的同时，势必在实际上放松了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因而也就必然削弱主题的尖锐性。只要这样一想，我们便不难理解，作者写姜亚芬夫妇出国，并且鲜明地表现了对他们的谅解和同情，这并不是削弱了主题，而是加强了主题。作者在这条副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和从陆文婷这条主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和谐一致的。我们千万不能把对姜亚芬夫妇的描写这个属于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审美评价问题，变成“中国人今天该不该出国去”这样一个抽象的议题。离开生活的逻辑，离开主题的需要，离开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那是无法正确评价某些具体描写的得失的。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文汇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我国制冷专家陈廷骧携眷去美的消息，并且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莫把人才轻抛弃》。报道和评论不是去责备陈廷骧何以不为“四化”留在祖国，而是严肃指出了官僚主义的存在，造成了陈廷骧报国无门的困境。报道和评论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人到中年》也是如此。它也是根据主题的需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生活作出自己的评价的。

我以为，《人到中年》关于姜亚芬夫妇的描写，恰恰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真知灼见，表现了恩格斯所强调的那种“艺术家的勇气”。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一个成果。

三

《人到中年》的主题是重大的、深刻的，而用以体现主题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却是普普通通的。

普普通通却不平平淡淡。

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注意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人到中年》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特点。

陆文婷无疑是一个新人。作品多侧面地描写了这个人物从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对比中，作品表现了她的牺牲精神从对待焦成思、秦波和对待张老汉，王小嫚的对比中，又突了她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在上级面前不会逢迎献媚，对通群众也能真诚相待的高尚情操。作品细腻地开掘了这个普的中年人所具有的心灵的光辉。但是，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把她美化成“高、大、全”的英雄。她对中年人的苦恼也有触，但却没有对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她没有被俗的势利的观念所污染，但也只是出于一种潜在的本能的人尊严感。她在个人生活上作出了不被理解的牺牲，但在内心处，却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的。在工作和家务的沉重压力下，她甚至烦躁到对着孩子使气；甚至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婚；甚至在病危的朦胧之中，感到就这样停止在人生漫长道上的艰难的跋涉，永远歇下来，没有烦恼，没有悲伤，没有劳累，那有“多么好”。这些描写，使陆文婷成为—个可感可信、可敬可亲的人物。对于秦波，作者是贬斥的。出于特权需要，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