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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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进下水道，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了倒进下水道。喝掉了其余的橘子汁，把空罐头扔进垃圾筐，和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咖啡渣一起倒进了垃圾管道。这样，在他离家期间，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腐烂发臭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他选了一件薄薄的开领丝织衫，一套浅灰色西装，口袋里装着杜根名字的证件和100英镑现钞，深灰色袜子和瘦长的黑便鞋。这一套行头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就装备齐全了。
9点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两件，关上套房的撞锁门走下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伦敦机场，二号大楼。”他告诉司机。
出租汽车开动了，这时，套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
直到10点钟，那个军士才回到旅馆，报告罗丹他花了30分钟试图接通伦敦的电话号码，可是没有成功。
安德烈·卡松听到了军士对罗丹的报告，等到把军士打发回警戒哨位后，他问道：“怎么回事？”这两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正坐在他们套房的客厅里。罗丹从内插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看了以后传给蒙克雷，两个人望着他们的头目，等待回答。
但罗丹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烤得灼热的罗马屋顶，眉头紧锁，思考着。
卡松终于又问：“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罗丹简短地说：“今天早上。”
蒙克雷断然地说：“你得制止他。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来追捕他。”
罗丹镇定地说：“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8月份在法国的外国人有100万之多。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长相和护照。作为一个行家，他可能用假护照。他们离抓住他还有一大段距离呢。假如他给瓦尔米打了电话，他会得到警告。他能够及时抽身。”
蒙克雷说：“他如果打电话给瓦尔米，当然会得到终止行动的指示。瓦尔米将会给他下达命令。”
罗丹摇摇头。“没有授权瓦尔米这样做，他的任务是从姑娘那里收听情报，当豺狼来电话时把它传达给他。这是他的任务，不能干别的事。”
蒙克雷反对说：“但是他自己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在第一次与瓦尔米通话后，立刻离开法国。”
罗丹想了一会儿说：“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但如果这样，他应该把钱退还给我们。我们也还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内，我想这完全要根据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大的信心。”
卡松问道：“照你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罗丹说：“坦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他是个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个行家，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个人是不肯轻易撤销自己的计划的。”
卡松反对说：“想办法通知他撤销吧。”
罗丹最后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经走了，已经着手进行了。他要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以及他将怎么干，他完全独立自主地干。我也不打算通知瓦尔米让他去转告豺狼停止行动，这样做的话，将会使瓦尔米倒霉。现在没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动了。已经太晚了。”
第十二章
还不到早晨6点，克劳德·勒伯尔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看见卡龙卷起了衬衫袖子，紧张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面前放了几张纸，上面有不少手写的记录。办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柜上放了一个电热咖啡壶，正在冒气，不断地散发出咖啡的香味；旁边放了许多纸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这些都是晚间由食堂送来的。
在两张桌子之间的墙边，放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了一床军毯。字纸篓已经倒干净了，放在门边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开着，卡龙喷出来的烟雾从窗口飘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圣塞尔庇斯教堂的尖顶上。
勒伯尔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在椅子上。虽说他只有24小时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龙一样疲倦。
“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查了十年来的一切材料。只有一个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经打算在这儿下手。这个人叫德盖尔德，他已经死了。另外，他属于‘秘密军队组织’，我们档案上记了他的账。可以推测，罗丹一定会选择一个与‘秘密军队组织’毫无关联的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十年来，除了土生土长的那类人以外，只有四个按合同杀人的刺客在法国试过身手，我们抓住了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些黑社会的刺客，根本没有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份能耐。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现在正进行彻底的复查，暂时还没有收获。可是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可能没有这个人。罗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卡龙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喷出一口烟雾，叹了口气。
“这样一来，我们只能靠国外那头了？”
“完全正确。这种类型的人必然在别的地方受训并取得经验。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记录，不然怎么能证实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干掉的也许不是总统，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会头子大得多的人物。这意思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定是这样。你怎么安排的？”
卡龙拿起一张纸，右边开有名单，左边是一列时间表。
他说：“七个人都安排好了。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7点10分，就是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10分。这在美国已经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鲁塞尔是7点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点，波恩是8点10分。与约翰内斯堡的联系时间是8点半。苏格兰场9点。最后罗马，9点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脑吗？”勒伯尔问道。
“或者是相应地位的人。苏格兰场找的是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先生。看来他们在都市警察局里没有设凶杀处。除此而外，对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着范·鲁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长官安德生通话。”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很好。我宁可找安德生，我们合作办过案子。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人说法语。其余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准能说英语……”
卡龙插嘴说：“那个德国人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好吧，那么我用法语和这两个人直接谈。另外那五个人，你得在旁边用分机给我当翻译。咱们该动身了，来吧！”
6点50分，这两位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无奇的绿门前停下。这里是国际警察组织的总部。
在地下室的通讯室里，勒伯尔和卡龙足足花了三个小时靠在电话机旁和世界头等的破案专家通话。在这座建筑物的屋顶上，看来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天线，把高频信号发射到三大洲，一直到达另一座顶上高高耸起的铝杆顶。
它的波长和干扰器使谈话不会被截听。当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后一杯酒时，侦探对侦探进行了对话。
每次打电话，勒伯尔的请求都基本相同：“不，长官，目前，我还不能以两国警方正式调查的方式来请求你的协助……当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简单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把握，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呢，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阶段……现在只是泄露出一点情况，目前还纯属例行公事……我们在搜捕一个我们极不了解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大致的外貌特征……”
他对每个人都尽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难堪的是，在谈话的末尾，每一位外国同僚都问，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究竟能根据什么线索提供帮助？每到这时候，电话的另一端都只好暂时地沉默着。
“是这样，无论这个人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必须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刺客……不，不是一个黑社会的枪手，而是一个政治凶手，还颇有几次成功的记录。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档案上是否有这样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有在你们国内犯案，或者你们忽然想到的任何这类人物。”
在电话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才接着说下去。到这时，这个声音才更沉稳和更关切。
勒伯尔明白，西方各国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门首脑，绝对不会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在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当然，当然，我们将为你查遍所有的档案，我尽量在今天就给你回音。啊，克劳德，祝你走运！”
当勒伯尔最后一次放下无线电话听筒时，他猜想的是，还要多长时间这七国的外长甚至总理就会觉察到事态的发展，也许用不了多久。关于这一类事件，即使一个警察也得向政治家汇报。他敢担保这些部长们会保守机密。归根结底，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超脱于政治分歧之上的稳固的默契。他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统治者的俱乐部。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会团结一致，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一个政治刺客的动向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调查如果为公众所知，被报界披露出去，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当然，如果能只限于警官们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逊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逊一定会向他的上级报告。仅仅在七个月以前，戴高乐在1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粗暴地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当时伦敦外交部所发布的政治通讯中的措词，即使像勒伯尔这样一个不搞国际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