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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9章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6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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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上了一谏,让欧阳修主持谈判百姓回归事宜。这件事有些难办,筑城实际对宋朝危害不大,人家是对付西夏的,两城用来存放备战物资,但能说出一个道理。盟约上清楚地写着,边境不可筑城,不可修筑壕沟,不可增兵驻守。百姓却是宋朝需要的,毕竟理论上宋朝重视内治,人人皆在喊以人为本。不提罢,装聋作哑,一提这些百姓也算是宋朝子民,从西夏逃回来多不容易?

关健他们是从西夏逃来的,不是从宋境出发的百姓,甚至里面裹着一部分西夏原住民,说不清楚。

郑朗写了一份国书,递到契丹,但还不够,想要契丹人同意,这次来使也要提出,谈判难度大,但谈好了便是一份不小的功劳。与契丹谈判还谈赢了,那怕是分厘之功,也是大功!

大家愕然。

实际相比于欧阳修的种种进谏,即便郑朗于朝会上进行争执,语气也委婉得多。虽然你说错了,也是好心一片,要深思啊,不能乱说。再看看欧阳修的奏折,奸邪,小人,秽臣,阴险……

派欧阳修做使者,与契丹西夏谈判也是最好的人选。

他做谏臣,能将满朝上下磨得仙仙欲死,但做使者,同样能将两国使者折磨得痛不欲生。而赵祯朝以前诸使者当中,除富弼外,其他人都显得偏软,以至外交黯淡一片,屡屡失去节制。

契丹使者到,契丹王后派监门卫上将军萧忠孝、利州观察使刘从顺,契丹皇帝派始平节度使萧诣、高州观察使赵柬之来到京城贺乾元节。

欧阳修也让郑朗弄得仙仙欲死。

郑朗滑不溜手,想找毛病,不容易找,即便不顾后果,让其他人弹劾郑朗有失朝仪,弄不好传到民间,能与王曾、吕夷简那次火拼比较,那谁是吕夷简,谁是王曾?恐怕十用八九说自己是吕夷简。

含着羞愤之心,施尽全身解数,与契丹四位使者周旋。也颇有策略,不提百姓,先提筑城。萧诣只能再三解释,契丹筑城是特例,不是针对你们宋朝的,反而是为了你们宋朝,西夏久不向贵国臣服,又提出种种百般无理的要求,俺们代你们大宋讨伐西夏。

欧阳修说,不用你们契丹出手,西夏的事,俺们大宋自己解决,至于当初议和多出十万,权当增进两国友谊,白送你们契丹。

就怕契丹借此邀功,以后再度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

萧诣也感到为难,出征西夏多少也为得到这十万钱向宋朝有一个交待,更考虑的是国内,元昊小子野心勃勃,多次收留夹山诸族百姓,不但有夹山的百姓,还有北方诸鞑靼各族,一旦让元昊施反间计得手,契丹也会糜烂。以前当作掣肘宋朝的棋子,可现在渐渐尾大不掉,不能让西夏发展下去,否则不仅成为宋朝的危胁,也会成为契丹的危胁。这才有了这次准备征讨契丹的计划。

终说不出口,宋朝君臣有所怀疑也合乎情理。

扯皮大半天,欧阳修说道:“筑城之事可以不问,但必须将我朝被元昊掳走的百姓释放回来。”

“元昊桀骜不驯,我们契丹命令不听。”

“不是,就是部分百姓自西夏逃归我朝,沿途西夏多设关卡,只能从贵境逃归,但你们契丹筑下二城后,将我朝百姓截留,使不得归,也是有伤兄弟之举。我主增贵国岁币二十万,筑城之事,已有诸臣争执,再有截留百姓之事,我主如何向天下交待。若是贵国退让一步,我主也能有一个挽回的余地。”

四位契丹使者听后,商议一会,萧诣说道:“不是截留,有部分西夏人,我国若让他们逃向宋朝,大军兴伐之前,便会失去大义所在。这样,我们回去向我主禀报,派人去西南甄别,若是你们宋朝府麟百姓,逐一释放回去如何?”

“若如此,当须从我朝府州派出数名官吏进行甄别。”欧阳修答道。让你们甄别,能放回来几个人?这时代,人也是一种资源。

磨了好几天,四位使者让他磨得头昏脑胀,居然同意。

赵祯嘉奖。

但在心中哭笑不得,此人担任知谏院之职,纯是一个闹事者,可做为使者,却是不二人选。果然是量才施用……

朝堂和谐了。

郑朗朝争,痛斥欧阳修,随后又给了他一个立功机会,还能说什么?

但在这背后赵祯的平衡之术,也只有天知,地知,赵祯知,郑朗知。关健是经郑朗这一说,朝堂安静下来,再也没有一个大臣提水洛城的事。不敢再提,一提纯是找抽。

郑朗又上一谏,说夏收来临,财政渐渐转危为安,既然屈辱议和,应当休养生民,科配重敛商税之举,应徐徐罢之,是徐徐,不是马上,马上宋朝财政依然很紧张。战争以来,重加的科配悉数罢去,增加的商税徐徐消减。

这就是郑朗的功劳。

提前备粮,迅速平定各地起义,节约大量财政,否则这时,还没有立减科配,徐徐减免商税,无他,财政转不过来。不过这个功劳是隐形的,没有对比,无人察觉。

立准。

这一诏下,国家才到了真正恢复的时光。

而且郑朗也在拭目以待,看他的免税法产生多大的效果。

王安石免税法有许多弊端地方,再加上市易法,使得免税法效果仅限定在减少三四等户负担的作用上,商业价值被市易法冲消。若是没有市易法,这些中产者释放出来,会极大的带动宋朝经济繁荣。

也是隐形的,直接看看不到,最少要过五年以后。

不但免税法,还有裁兵法,同样要过很长时间,现在必须拿出钱来安顿退伍军人,这个退伍费很高昂的,想要看到效果,也最少得五年后。眼下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在增加费用开支。

陆续裁,已经将京畿数路兵士裁减完毕,战前禁兵与蕃兵,也就是正规作战兵士的主力,几达九十万,经过大规模裁减后,禁兵与蕃兵数量减少到七十一万不足。

已经与王安石变法后数字相仿佛。

但郑朗还不满足,想要不冗,禁兵数量得控制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之间。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多了便会冗。

眼下禁蕃兵数量依然会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

乐观的是厢兵,经过免税法与进一步裁减,缩小到三十五万人不足。等于自开战以来的最高峰,先后裁减二十几万,近三十万兵力。还得要控制,压缩到九十万人,宋朝冗兵的弊端便会真正渐渐消除。

已经算是不错了。

之所以如此顺利,正是因为改良型的保甲法,京畿与河北河东陕西,募得保丁三十几万人,至少让赵祯产生一个错觉,俺的兵力没有减少。

不但赵祯会这样想,一些守旧的大臣也会这样想。

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税,有的官员想要功绩,想强行征保,那么税务减少,不鼓励征保,保丁数量不足,面子过不去。还会有纠纷,但有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纠纷不会很大。即便有,也没有人在意,全部在关注着庆历新政呢。

近三十万兵士减少,眼下没有为宋朝财政松压,相反,三十几万保丁,或多或少地为宋朝财政增加了一些负担。

若没有庆历新政带来的种种争吵,宋朝正在逐步恢复中。

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件事,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最终震动朝野。

开封城南便是陈留县,陈留县南镇西侧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桥。这个土桥当初没设计好,多阻挡航道,于是迁于此地,然也没有设计好,桥墩对着航道,漕运来往船只依称不便,每次过这里时皆小心翼翼的,省怕撞到桥墩,船只沉没。陈留县催纲,也就是押粮官李舜举建议,将这座桥迁到他处。

听到李舜举反应,开封府尹吴育派开封县主薄李文仲与陈留知县杜衍前来核实情况。这个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而是另外一个杜衍,同名不同人。李杜二人过来看了看,是不太方便。回去反应,吴育便下令拆毁此桥。

这时候出现了麻烦。

虽说是木桥,但能架在汴河上,桥也不会小,桥面高大,有数座桥墩,于是位于陆地桥面下面一侧被一户人家利用,如果拆毁此桥,他家的房屋也必将被拆毁。

这时代也有拆迁补偿的,补偿的形式不同,例如房屋,会给一些工料钱与地皮,让你重新建盖。或者占地,也给地钱,或者另给良地。不过人们还没有炒作地皮的慨念,政府也没有指望地皮来赚钱,所以成本不高。

但象这户人家属于非法侵占,肯定不会补偿。况且房屋又造得美仑美奂,那有钱来补偿?然而这户人家是当地的大户,还带着一个卫尉寺丞职官在身,名叫卢士伦,正好都官员外郎王溟以前租过他家的房屋,两人交情非浅。卢士伦送了一笔厚礼给王溟,王溟接受卢士伦贿赂后,便去找三司使王尧臣求说。他不会直接说不能动卢士伦家的房屋,而说这座土桥存在很久,没有李舜举说得那么严重,开封府是多此一举,浪费钱财。王尧臣与王溟是同年进士,两人平时有素交,形式类似郑朗与张方平。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弯弯绕绕,便对户部判官慎铖说不必拆桥,节约财政。

他是一个三司使,总管着多少事务?这件小事,也不会亲自视察的,慎铖不同,听说后问了问,心中迟疑。于是耽搁下来,王溟见到王尧臣不动弹,又催问一次。王尧臣便第二次问慎铖。慎越误会,没敢直接问,王司使,不是拆不拆的问题,是卢家那个房屋。以为中间有猫腻,不敢得罪王尧臣,便说开封府已经开始强迁拆桥。

王尧臣有些来火,说了一句:“当初为了建筑此桥花费良多,仅用三十年,就忽然迁往他处,难道不怕浪费钱吗?”

有可能他是想节约经费,这个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处处缺钱用,熬了一年多时间,容易么?想维持,必须精打细算。有可能是他不满吴育的强横态度。

然后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不便是存在的,但小心驶船,也不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恶劣后果,又揣测王尧臣心意,陈荣古回来后就说无妨,没有李舜举说得严重。

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吴育心中不服,弹劾陈留桥存在舞弊事件,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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