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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5章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1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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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怕郑朗等人有张仪苏秦的口才,都不能辨解骚动二字。骚动是谓必然。

争的是苛民与与民争利二条,一旦让反对者将这二条罪名戴上,改革必然失败。那怕执行了十年八年,颇有成效,戴上后还会被人矫改到相反的方向。因此吕惠卿及时做了补充,非是苛民之举,相反的乃是惠民之政。

五人拉开争执的大幕。

郑朗听得不耐烦,若在这里都通不过,一旦消息外出,诏令必不得成功颁发,于是说道:“我只想说一件事,诸多弊端当中,多人说到冗官,当真官员数量冗杂?我朝设官,仅从县级开始,有的小县只有一个知县,连主簿都不设。而秦汉却设到亭长。那岂不是更冗乎?非是数量之冗,乃是养官成本,与唐朝相比,几乎是唐朝的十几倍。只要这个成本下降,何来冗官之说?为何无人言之?”

秦汉虽设亭长之职,性质不同的,往往仅是一个免税罢了,多不领薪酬,国家负担很小。甚至在国用最紧张的时刻,连官员都没有俸禄,例如北魏名臣高允,其他官员或者贪墨,或者因为其家境好,官当得有滋有润,高允家境不好,又不贪污,于是一家人生活只能靠赏赐度日,几乎衣不蔽体,饥寒交迫。

这种情况下,官员家境稍差一点的,想不贪都难。于是到了唐朝,给了一些度日的薪酬,贪污仍不能杜绝。赵匡胤兄弟索性进一步的高薪养廉,导致养一名官员成本到了后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步。

不能说不好,除了一些低层官员贪污外,大多数官员还算是好的。顶多变相的增加收入,例经营,例请客收礼,前者是弊端多多的官员行商,后者是一种变相贪污,但不是直接伸手勒索讨要。官场风气至少在北宋中前期还算是不错的。

主要坏就坏在小吏身上。

非那些苦哈哈的衙前与差役,而是一些有权利的吏差,五大专营或败坏或收入锐减,还有大量坑矿坊场收入的减少,这些小吏在中间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裁吏差不难,难的就是裁这些小吏名额。

还有就是士大夫羞与谈利,对这方面不管不问,或者一些官员能力小,直接被各州县小吏将权利驾空,成为一个空壳官员。这也进一步让这些小吏变得嚣张无比。

高薪养廉不错,但高得太过份,弊已经远大于利。

仅此一句,一百多名官员一个个沉默不敢作声。能坐在这里的,年薪加上各种补助最少是三四千缗以上,几乎与后世的美国总统相当。其中最高者,乃是曾公亮,是郑朗收入的两倍,几乎达到后世美国总统收入的十倍!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宋代,简直难以让人想像!

郑朗没有明说,已经照顾了你们的感受,不然这个官员收入也得裁,就是裁去一半,宋朝一年也能节约一千多万缗了。若连官员数量再裁下去,两千万缗都有可能。国家一年若增加两千万缗钱收入,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一句话,使整个都堂冷场。

“真的很累,有时候常想停一停,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好好休息一段时光。”郑朗又说了一句。又让诸人全部默然,同意好,或是反对好,但没有一个人否认郑朗为了这个国家,耗尽心血。

两句,没有异议了,或者说有异议,不好意思说出来。

诏书颁发,郑朗再次兼职,兼同三司使职位,第一次改革自中书发起,第二次改革自西府发起,第三次改革自三司发起。三司有吕惠卿与章惇两个能臣,也许不算是好人,但能力是有的,可吴充弱了,郑朗不得不兼顾。

第一个是对所有拍卖的坊场河渡矿坑进行实价审核,虽实施了拍卖制度,还是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必须进行一次估算,拍卖最终价格到达三司后,所出价格必须要达到最低价格。自去年章惇调到三司后,郑朗就让他暗中派人主持清查,连吴充都不知道。直到此时,才暴露出郑朗的用心。

还有一条仁政,暗中设了上浮,有一个最高估价,也就是一年这个坊场估计在不贪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能赚多少钱。超过了这一数字三分之二,立即降回。比如一个坊场一年估计能赚一千缗钱,超过六百七十缗者,达到一千缗两千缗,重新对这个坊场进行核算,确实还是只能获得一千缗钱者,以六百七十缗计算,而不是收其一千缗两千缗。后者估计极少极少,但会有。一条比较仁政的措施。

其实整个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种种仁政措施。为了国家,更是为了广大生活在中下层的百姓。这与王安石变法性质不同的,王安石能敛出一亿六千万到一亿八千万之数,若再加上郑朗带来的变革,多达五千多万,那将是一个后人永远目瞪口呆的财政收入。但郑朗不会去做的。

第二是作坊税务,作坊也征税的,名堂繁多,有的计入房屋税,有的计入两税,有的计入和买,很不规范。此次也让它们一一规范起来,再与行税的新商税结合,就能使商税进一步完善,甚至制订法令,不得任何作坊规避税务。比如士大夫可以享受免去两税的权,这是祖宗法制,也是列朝列代的法制,不可更改。但没有说让士大夫行商也要规避税务。因此名文规订无论任何人行商,必须交纳作坊税务,以及贩卖过程中的商税。

这个不用急,可以往后面放。

第三条改革开始。

响应的人不少,率先响应的家族出忽大家的预料,乃是三大外戚世家。

曹高向三家几乎同时让子弟们撰写文章,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不改即死。

知道内情的人,皆感到很古怪。

三大家族做了许多兼并的事,连郑朗都不敢碰他们,为什么三次改革,皆那么好说话?

郑朗索性一抹黑,雷霆到底,改革发起后,再派官员清查十五州隐田。这次没有派好说话的司马光下去,而是派手段强硬的章惇下去主持。并且包括以前朝廷不敢碰的真定府与亳州。

章惇还没有动身,几大家族主动交出大量隐田。

到了这一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就暗中商议好的,唱的乃是一出双簧。几大外戚家族虽让出隐田的利益,大头却在几大监那边,况且未来还有一个不知道究里的更大监。

实际还是章惇的那句话,耕地上能有多少收入?泥里扒来扒去的,隐一亩地也不过两三斗粮食的税务,加上杂税也不会超过四五斗,有更高的,一些苛吏疯狂地执行着各种沉重的附加税,不过随着朝廷三令五申的明文取缔,各路又有监察司查访,这些苛吏行为一一收敛了。即便隐一万亩地,也不过几百石粮食而己。放在几监收益上,并不算什么。

真相揭晓,却不能道出。

但章惇就有了借口,连几大尊贵的外戚都主动配合朝廷清查隐田,谁敢不遵从。这次查得有些狠了,前后查出二十几万顷隐田。终于使朝廷户册上的耕地数量第二次进入五百万顷大关。

可因为如此,得罪了更多的人。

有未来那个不知所云的大监,支持的人不少,反对的人同样更多。

甚至报纸上出来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弹劾郑朗所谓的膨胀论。宗室子弟只要皇室存在一天,就不会倒下。可士大夫与富贾不同,士大夫象文家王家吕家的终是很少,多数士大夫前面过世,后面子弟不作为,三代就消失了。消失速度更快的是商人与主户,有的子女不肖,父辈留下大量遗产,因为不善经营,迅速败光,导致民间有一句谚语,富不过三代。还有的商人因为没有判断好,一笔生意失误,迅速变得一文皆无,甚至融资而欠下无法偿还的巨债不得象穷人家一样卖儿卖女。

皇室是必然膨胀,但士大夫与商人富户能膨胀的很少,郑朗所谓的膨胀论不对。

不知所云,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兼并如此,冗官如此,还说膨胀论不对?郑朗都懒得与他们争辨。

但是此次郑朗捅的马蜂窝太大了,韩琦不完善的茶法通商,经过了四十年争议,郑朗却强行试图用半年时间,将茶法实施真正的通商,连矾专营也实施真正的通商法,使得多少豪强利益受到伤害?

最后在一片反对声音中,三大外戚不约而同一声闭上嘴巴。宫中三个主与家中再一协商,规劝,并且也证实了郑朗是说过未来会有一个监,一旦实施,其利益不可想像。因此听了劝,起初声援,后来让出大量隐田,很给了三个女子与郑朗的面子,做到这份上,足哉了。接下来发生什么,与我们不会再有任何关系。

司马光担忧地说道:“郑公,这样下去不行哪,争议太多。”

若是王安石执行的改革,司马光估计多半不顾同门师谊,能率领大臣们反对了。

郑朗心中也有一份迟疑。

象这样累下去,还要违背自己的性格,与那么多人斗智斗法,若延续十几年,纵然赵顼天天给自己喝高丽百年红参汤,也熬不了十几年,便会象诸葛亮那样活活累死。

而且他担心一件事。

想要国家强大,必须制度完善,道德完善,还有一条,科技大踏步的进步,就是这样,以现在的条件,最少得两百多年才能迈到十九世纪欧洲的科技水平。

能达到这一步,那么就不是眼下世界各国所能伤害到了。

无论元蒙或者女真,都不会再为他们头痛。

国家还会更替,说宋朝立国一千年两千年,那是不可能的,再立国五百年,那会出现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不过若能不偏安一方的立国两百多年,还能保持着正常发展,会灭亡,灭亡不会自外部而来,而是内部的分解。这个问题不大,只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主,经过拨乱反正,那么这几年发起的改革,打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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