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1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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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反复灌输，说中庸、三分，中。夫子说以直报怨，非是以德报怨。别扯什么以德报怨，就是作为金字塔最高一层，也是道德君子最高一层的士大夫们，有几个人能做到以德报怨？所以国家以德化治民为主，还需辅助刑律。以礼治国家，还需仪来做帮手。以仁为主宣扬德化，还需义来节之。以恩来对外蕃对百姓，还需威来警戒。恩威并用才是王道。
越怕死，越有人欺负你，越怕事，事情往往越找到你头上。
想要和平，就必须适度的时候出手，外蕃震赅，反而不会轻视，边境和平，万国来朝。宋朝花钱买安，永远是买不来汉唐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不要说西夏，就是交趾仅偶尔来朝，还是打服后来讨要好处的。若不讨要好处他们也不会来。再看大理来了几回？吐蕃来了几回？
在郑朗反复讲解下，如今说以和为贵的士大夫很少了。
但是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在内敛的政策下，已经深入到他们骨脾。
不会说俺是苟且偷安，而说国家。国家那么多弊端，今年大约财政能持平，甚至节余，但不裁兵，一裁兵依然是一个大黑洞。若这时候再来一场庆历那样旷日持久的大战，国家如何了得？
韩琦到这时候，才明白郑朗为什么大败交趾后，就象逃一样匆匆忙忙逃到潭州。
听到文彦博的奏折，以及许多官员的弹劾声，韩琦有些心灰意冷。他上了一份辞呈。
但很有意思的一幕，未递向西府，反而递向东府。
郑行知，不管以前如何，我现在陕西做得对不对？其实我做了什么，也不过就是筑了一个小堡，何必？为什么你不说句公道话？
郑朗看着奏折，哑然一笑。
人的心路是磨出来的，韩琦王八之气是常期政治斗争培养出来的，此时在军事上依然很有远见。若不改变，连这方面也完全沉沦，最后临终前搞了一个契丹七条，恶心王安石。
带着这篇奏折，来到都堂，向大家传阅。
同时说道：“甘谷城与韩琦并没有多大关系，早在韩琦去陕西前，秦州知州马仲甫因见西夏人屡次越境前来秦州抢掠，故上奏请修甘谷城。韩琦西上后，又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可以，这才上书朝廷，非乃越职言事。我不仅同意韩琦修甘谷城，还同意韩琦于另外一个扼要所在，再筑一堡（哪里，郑朗怕西夏得知情报，未提）。当时诸位也有臣工在列。为何？不能让西夏再将势力往现蔓延。再说疆界，就算我朝内敛，不侵夏境，真宗时仅默视西夏侵占灵州天都山，自萧关、天都山往南，皆非是西夏国界。就算庆历议和，西夏仅是南达北会州兰州西侧，以阿干城为界。南会州以及东兰州、秦州以西大片土地虽是蕃人领土，实际皆是我朝羁糜所在。也没有与西夏议和，将这些疆界划给西夏，大义上仍是我朝羁縻地。在我朝羁縻地上修一两个小堡有何不可？”
顿了顿又说道：“这是国家出现亏空，所以我才不为，否则我会以岁赐为胁，逼迫西夏退到阿干城以北去。暂时默视，但不能坐视他们继续往南发展，否则如韩琦书奏里所写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至于韩琦本身，功过也就莫要再提了，无论怎么说，两朝顾命之功，国家安稳过渡，多少也有功劳的。出问题不怕，就怕的是我们不去想办法。让狼叼去一只羊，还有几百只羊在，得立即补牢。况且再议论下去，对先帝名声也是不美。”
赵顼喃喃道：“包容啊。”
政治斗争有多残酷，他是懂的，父亲临终前，韩琦与欧阳修的急吼吼做派，他也是看到的。
韩琦、欧阳修与郑朗之间的矛盾，大家也是知道的。
然而在一片倒韩舆论声中，郑朗却坦然将责任接了下来，何其不易。
暂时使士大夫议论声平息下去。
然没有用。
因此为一件事，地震！
七月，京师地震。几天后再震，不但再震，这天天气很古怪，房子在摇晃，老百姓一起跑到街上，但外面一把狂风暴雨，站都没有地方站，只好提心吊胆地再次躲回房屋。傍晚，暴雨停了，月亮出来，百姓们才松了一口气。至少能在大街上站一站，此时呆在房屋里十分地不安全。天气正热，于是百姓一个个将竹床抬出来，就在外面睡觉。包括御街，人命关天，不顾什么规矩了，御街的中间也睡满出来避灾的百姓。
雨过天晴，月亮喜人，不过大家皆没有心思，一起看着地面，轻微的地震还好一点儿，若再大一点，有可能将房屋就震倒了。有的百姓勤快又胆小，将家中的财物又一起搬到街上。京城乱成一团。忽然间，天色暗了下去。月亮被天狗吞了，月食！
复震、苦风凄雨、月食，三件事拧在一起。
第二天不地震了，百姓一起回家，只是在街上丢下一堆又一堆的拉圾。
天文官进奏，说宋朝原来的《明天历》有错误，必须重新造历。古代人智慧不可小视，什么时候刮风下雨，没有办法预料，但是在某些天文学上造诣惊人。后世之人全盘欧化，连历法也是西方的历法，实际沈括早在一千年前就创造了《十二气历》，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气三十一天，小气三十天，标准不亚于西历，可在季节上却更科学。
包括许多次月食日食，天文官们往往也能预料出十之八九。
此次没有提前算出来，就是历法错误，需要重新修正。
赵顼立即准旨。
与历法无关，与地震都无关，而是地震所带来的影响。
知开封府吕公著不咸不淡地上了一奏：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尽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唯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唯恐不合其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月食地震，得上书的，不管什么话，皇上你自己儿要稳住。
马上各种奏章就来了。
郑朗改革最后收官阶段，做了大量的退让谦让让步，然而不可能全部让的，那样必然会失去震慑力。一部分契股送到钞行拍卖，再闹也闹不回来了。一部分罚款送入国库，一进入国库这个无底洞，迅速花掉，也收不回来。
绝对不是敛财，若是敛财，若将所有契股便卖，罚款扣留，朝廷最少能得五千多万缗收入。但郑朗果断地将大多数款项与股契一一退回。然而反过来说，若不这样做，郑朗马上会与王安石一样，天下人反对之。
朝廷困难如此，依然没有动心。大多数豪强折服。这是退回来的豪强，以及没有碰到的豪强。可极少数豪强股契没了，耕地被四等以下户瓜分，罚款也罚了，人也关进牢城。
这些人会不会痛恨？还有一些士大夫在此次折腾下，或罢官或贬职。就是保住官职的，也有一些士大夫痛恨。
还是改革，不是革命。
革命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包括武则天那次所谓的革命，都不能叫革命。真正在建设当中，只有一次革命才算是真正的革命。未成功，因为建国产生的权贵，革命平息下去后依然还是他们。
就是武则天那次伪革命，从官员到权贵到百姓到将领，杀死了多少人？
此次改革仅能说是一次凶悍的改革。郑朗动作大，收得也及时。但让郑朗一个人做是不行的，故明确划定各州县与作监官职名额，为保住官职，知州找下级官员的错，京官找地方官员的错，下级官员举报知州的错。八个月时间内，几乎每一个官员的老底子都纷纷揭开。有好事，因为此次折腾，许多官员生起仇恨之心，这个不怕，本来官场就是最黑暗的地方，怕的就是他们抱成团。然经此次大伤后，估计二十年时间内，大家是无法抱成两派了。
有的官员虽保住官职，可老底子却存了档。若没有这次改制，老底子怎么会被翻开？
无论郑朗最后怎么让，恨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地震来了，月食也来了，机会也来了。
赵顼借侍讲的名义将郑朗召入内宫，踱来踱去，道：“庆幸庆幸。”
“运气运气。”郑朗也抚胸。
赵顼庆幸的是改制结束得及时，下面一些官员豪强如何拿这件事做文章，终是过了两个多月。改制进行了八个月时间，为什么没有天兆发生，反而在两个月后才有天兆？
难道老天在那八个多月内在打盹？
无论怎么做文章，也做得十分勉强。并且郑朗明智地说了一句，停一停，消化消化。因为改制已经带来骚动，先将它稳住，才能着手第二步改革。不然此时在发动第二步改革，会更乱。
郑朗也感到侥幸。
还好还好，史书关于赵顼这一段历史多是胡说八道的，什么样的妖蛾子，不可思议的传闻都敢往史料里塞。但没有在天气上做文章，此次地震记载得准确。若再早或再晚，后果不堪设想。
一君一臣，一小一老，后怕之下，差一点拍手相庆。
高滔滔在帘后捂嘴偷乐。
郑朗在教，她在旁听，赵顼才二十岁，毕竟受年龄的约束，听起来还十分吃力，高滔滔则不然，她能吸收大半进去。郑朗进宫侍讲，从不讲经义，那玩意儿讲的人太多，无论富弼与曾公亮，或者现在郑朗进谏下，文彦博也有了侍讲的资格。还有低一层的，如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多是讲经义。
真的很有好处的，讲经义是借口，讲的还是治国道理。多人侍讲，赵顼未能全部吸收，也不可能全部吸收，性子仍然毛躁，但却在不知不觉地缓慢成长着。
高滔滔对经义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乃是郑朗侍讲，讲的就是如何治国用人处事修身。若赵顼继续成长下去，郑朗在中间最少占一半功劳。
至少高滔滔在显著成长。
依然不如赵祯与刘娥，不是智慧的问题，乃是经历。刘娥随刘美自四川来京打工，没有想到京城难混，不得不抛头露面卖艺谋生，东京城鱼龙混杂，想立足何其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