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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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笑道：“正是。陛下。不过这第八版以民议官，只怕会惹来朝中大臣的不满。”
这一点，赵顼自然是心知肚明——多一个地方监督他们，朝中大臣肯定会不满。他想了想，一面觉得这样做可以有人监督那些官员，未必不是好事；一面又觉得朝廷的威信似乎颇受影响，而且万一这些报纸诽谤的话，影响更坏……一时竟是拿不定主意。他看了石越一眼，道：“卿有什么好建议，与朕说来。”
石越欠身笑道：“陛下圣明。桑充国与臣其实有兄弟之情，但是他这次创办《汴京新闻》，臣并不以为然……”
赵顼打断了石越，奇道：“这是为何？朕以为这报纸很好。朕在宫中，出去不易，难知民间疾苦。这报纸能将民间之事一一写来，还有这些叫什么‘广告’的，有酒的价格，粮食的价格等等，朕读了这些，便知道民间是什么情况。这报纸还可以向百姓介绍朝廷政令，虽然略有嫌疑，然而也是教化百姓之意……”
石越见赵顼滔滔不绝说来，倒似比自己更维护这报纸，心里不禁好笑。不过这报纸现在制约的是朝中的大臣，皇帝又很年轻，对新鲜的东西抱有好感，倒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不容易等皇帝说完，石越这才回道：“陛下真是圣明。报纸这个物什，说白了一方面是为百姓说话的，另一方面则是为朝廷说话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而使奸吏不能从中欺上瞒下。再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报纸便是民间之耳目。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赵顼点了点头，说道：“卿说得有理。且说说这弊又在何处？”
“这报纸的弊端，其一，是免不了议论朝政，有时就免不了要损害朝廷的威信；其二，这报纸说的话，未必就一定可信，难免没有激愤之辞，不实之语；其三，报纸未必不会被奸人所利用。而报纸流传极广极快，有这些弊端，就是隐患。”
赵顼这时又觉得石越所说有理，不由问道：“可有良法绝其弊，留其利？”
石越不觉笑了笑，顺着皇帝的话头说道：“臣有几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请陛下圣裁。”
“爱卿且说。”
“陛下，臣以为，要除其弊，则不可断然取缔报纸，否则难免为后世所讥。报纸虽近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但说到底，也是民意，也是清议，防民之口，终非明君智者所为。所以陛下欲除其弊而留其利，实是英明。而要除其弊，其要点莫过于预防。而预防之策，其一，是立法，臣以为可以制订《出版管制条例》，什么事情不可以说，什么事情不可乱说，都要规定得一清二楚，违者则有各种惩罚。而其要点，则是既不过于烦苛，又不可以过于简略，养成民间士风气节，凡读书人皆能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最要紧的。其二，则是报纸不能只有一家，只有一家，容易被人控制，受人利用，有人挟清议来要挟朝廷，也不可不防。所以不如朝廷以开明之姿态，鼓励天下士民兴办报馆。一方面可以借报纸教化天下百姓，一方面使报纸互相制衡。”石越这些主意表面很保守，又要管制报纸，又要制衡报纸，其实却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若依了这个计划，则天下报纸丛生，风气养成，结果谁能预料？
赵顼哪里知道背后的用心，听了这话，不由笑道：“石卿眼光长远，如此这般，确是良策。”
正在夸奖间，有内侍匆匆来报：“陛下，王丞相求见。”
第八章 汴京新闻
如果我们有立场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是中立。
——《汴京新闻》评论员
王安石给皇帝见过礼后，抬头看见放在御案上的报纸，又看了石越一眼，便知道皇帝和石越肯定在谈论《汴京新闻》的事情。
石越给王安石行过礼，站到一边。赵顼笑道：“丞相此来，却有何事？”
“陛下，臣是为了这《汴京新闻》而来。”
赵顼笑道：“这倒巧了，朕刚刚就和石卿在说这事。石卿将刚才的事向丞相说一遍吧。”
石越应了一声“是”，便又将之前讨论的事情，和王安石细细说了一遍。
王安石听完，皱眉道：“陛下，臣以为定下条例管制，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任由他们这么非议朝政，只怕终有一天，朝廷大事，要受流俗影响。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些人公然点评朝政得失，虽目下看来无大不妥，但长久看来，终会有隐患。若要议订条例，应当在条例中严厉禁止此等事。”
石越始终是想维护言论自由的，见王安石这么说，不由急了，连忙说道：“陛下，臣以为丞相所虑，虽不无道理。但治国之道，当刚柔相济，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况且士民与天子，若连为一体，则国家昌盛，若互相猜忌，则亡国可待。故民者水也，当因势利导。物有利弊，当取其利而防其弊，不必因噎废食。自古奸猾之吏，欺上瞒下，御史之设，不能尽察，有报纸从中监督，只需事先用法令约束，使其言必有据，不敢造谣诽谤，则未必不可得其利。若一意禁止，则是使上下相隔，非上策也。且孔子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孔子教弟子三千，未必不言政事，孟子在稷下，亦未必不言政事，此皆圣人权变之道，后之学者，也不必徒守经文。”
王安石听石越说到“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心里不由一格，倒似觉得在讽刺自己一般，但细揣石越语气，又不像如此。他想起宣德门前之事，不由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若一意执着，倒似自己有什么欺上瞒下之事怕让皇帝知道一般。当下不再争执，说道：“石越所说也不无道理。臣以为可着中书、礼部、刑部、学士院共议，制《皇宋出版敕令》，再下廷议，颁布执行。”说完这些话，王安石竟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石越见王安石退步，也见好就收，道：“臣以为丞相所言有理。”
石越只要《皇宋出版敕令》颁布就好——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用这样的形式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的意义非凡。至于其中的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出乎石越意料的是，桑充国与《汴京新闻》也似乎明白这一点，在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敕令》的消息传出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至于新党，虽然也有人怀疑《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麻烦，但所有人都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倾向支持，再去争辩，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一点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而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念念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此时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些潜在支持者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也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敕令》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等人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学士院诸寺监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
石越上《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他坐在御椅上，听石越读完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已料到皇帝会不高兴，因此也并不怎么着急，缓缓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话一出口，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分反复。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
赵顼也不悦的问道：“卿这不是反对，又是什么？”
石越欠身答道：“谋国如对弈，未虑胜先虑败。若保马法之利，臣虽愚亦知，然其可能出现的弊端，亦不可不察。臣非反对保马法，而是希望能谨慎从事。臣列举可能出现的弊病，是希望执政能够三思，想想施行二法后，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取得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万一弊病尽现，而利不能收，又当如何。臣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知道用兵与谋国，都要先庙算廷议，趋利避害，庙算之时，害与利等，亦不当实行。现在廷议二法，丞相言其利，微臣言其弊，陛下与诸大臣可以权衡利弊。臣拾遗补缺而已，非敢决断机务也。至于市易法，臣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实不足道。”他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反对，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表明自己并无成见，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石越虽然刻意表明一个委婉的态度，但文彦博、吴充却没有这么多顾忌，各自出列，断然说道：“臣等反对保马、市法二法之意甚明。”二人这一句话中，竟是对石越的委婉也颇有不满。
接下来便是王安石新党与文彦博等人唇枪舌剑，新党大谈二法之利国利民，可以为国家省多少开支，可以如何方便百姓；旧党则无非说君子不言利，为政在清要，二法事繁弊多，说不扰民，是自欺欺人，说到利国，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之类。双方争执不下，一直辩到中午，也没有议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