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5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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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此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司马光一时默然。
石越也只是默默的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也却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司马光却让他惊讶了。只是考虑了一小会，司马光便抬起头，望着石越的眼睛，平静的说道：“既然此前已经议定，由子明来负责此事，那子明便放手去作罢。”
“多谢相公！”一时间，石越的眼眶都湿润了。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如此容易得到司马光的支持。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石越默默念着，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第五十节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要尽可能的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正中石越下怀。石越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对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的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徴，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石越不动声色的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的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用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事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地抬头看了司马光与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若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禁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得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诸镇、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恙，为人臣者，岂可遂此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再从容奏禀，亦不至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者的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禀，如此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