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5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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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石越点点头，道：“便只是一道算术题。交钞之问题，便是无本发行。只要将这本金筹足了，交钞便终能稳定下来。”
石越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这已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而这，也是司马光能完全理解的。从这一点来看，石越甚至不敢说自己比司马光懂得更多。
“但我亦知道，这本金却是一笔巨款。”石越坦率的说道：“交钞发行的总额，连交钞局都是一笔糊涂账，张商英大概算了一下，大约在三万万贯到三万五千万贯之间。而各路的交钞也不尽相同，具体之情况，亦无准确之数目。至于交钞在各地之间的流通情况，那更是弄不清楚。其实，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上，大宋都并非一个整体。食货社有一重要之主张，大略是说，在大宋朝之疆域内，至少可以又分成京畿、西北、东南、京东西、两湖、川峡共六个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六个区域，虽然互有联系，却又自成一体。甚至还有人说，这个自成一体之区域，还可以细分到路、甚至是州。这种观点，确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便以这次交钞危机观之，对各种各州之影响，全不相同。我亦不知此究竟是祸是福，若大宋疆域果成一整体，或者三万万贯交钞，当不至于酿成如此大祸；然又赖于此，这次风波中，才有些路州竟能独善其身，受波及较小。”
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新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若指掌。
“食货社的这个判断，于我们当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各路之轻重缓急。但究竟要筹集多少本金，不瞒相公，我心里也没有谱。我估计首次大约要五千万贯铜钱或者等价之金、银，先用这笔钱，在杭、扬、福、泉、广等地，进行充分兑换。一贯交钞换一贯铜钱，有多少换多少，再将此消息在各路宣扬，交钞当能渐渐稳定下来。此兵法之所谓‘先声后实’者。然后再筹五千万贯，运往各路。若是运气好，一万万贯便能将交钞彻底稳定下来；若运气不好，便只得再筹钱，最多可能要两万万贯。”
石越的想法简直令司马光目瞪口呆，一万万贯铜钱，超过了大宋朝最好年份的一年中央税收，这么一笔巨款，他要如何筹措出来？
“子明。”司马光几乎是在苦笑，“这道算术题，可非比寻常。”
但石越的回答却更让司马光惊讶。
“这笔钱是筹得到的。”
“其实蔡元长早先便曾经向我建议过，然当日我却太急于求成，只想将交钞危机控制在汴京，不料欲速则不达。可笑如今既然各路州都乱成一团了，我反而没那么束手束脚了。”石越自嘲的笑了笑，又道：“此番是曾布、蔡京、李敦敏又一道向我建言……”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借钱！”石越迎着司马光的目光，平静的说道。
“借钱？！”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奇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其实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有钱。只须方法得当，向彼辈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即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此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对，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却并没有急着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更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产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挤压了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的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唯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施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二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的欺侮商人。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石越生怕他反对，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又说道：“此不过都是些虚衔，并非卖官鬻爵。如此亦不过是为投其所好。那些富商巨贾，一生最为耿耿为怀者，便是地位低下。如今买点盐债，或荣及高堂，或得封爵，亦觉体面。人好攀比，比如若有两家商贾，同在一城，家产相当，一家若买了这盐债，封了爵位，另一家不买，不免便觉低了一头。皇上常说，为政者当弃虚名而取实利。朝廷重名爵，不以之轻许人，此为正理。然今日之事，却不得不从权，只取实利。况且，费五十万贯巨款，而只得一虚名子爵，亦能使天下知真子爵之贵。”
“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