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5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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谳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
石得一是极会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原本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当年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作声不得。
石得一又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据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唯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唯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宋朝制度，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
第十六节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让河朔禁军更觉得朝廷偏向西军。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河朔禁军自然将此视为西军的打击报复，文彦博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何不满，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而纪律严明的西军对河朔禁军的歧视，却也因此同样更加根深蒂固。
其实，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双方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异口同声，巨大的负面影响，唯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惩于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意见分歧。皇帝虽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让一些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马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但他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这时候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态度鲜明，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三大势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帮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辽贺生辰使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但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像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萧佑丹的南朝官员也变了——萧佑丹十年余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贵为大辽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他不仅在辽国极有权势，在宋朝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但却是兵部职方司自成立以来最大的骄傲——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正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但此时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