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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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所言有理。”文彦博话音方落，司马光便已起来声援，“西南局势，不仅要善择率臣领兵平叛，尤须择贤臣委以方面之任，文武相济，方得成功。”
“司马君实之意，莫非是想在益州设安抚使？”吕惠卿眯着眼睛，望着司马光，绵里藏针地反问道。
“未必要设安抚使，但可设经略使。依在下之见，益州路四司衙门，都要换人。大州郡守，也当善择贤吏。”孙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文彦博与司马光一边，甚至比二人更加激烈，“然最要者，还是要朝廷明颁诏令，暂停熙宁归化之法。”
“益州四司长吏、大州郡守，皆是政事堂合议堂除。若无证据，似乎不便轻率断定其不贤。”吕惠卿冷冷回道，“况且之前政事堂既未能简拔贤材治蜀，就算将此辈全换了，继任者亦未必便是贤吏。熙宁归化之诏，功在千秋万代，乃皇上为后代除反恻之祸，又岂能因一时之挫折，便轻易放弃？若依签书之意，只恐朝廷威令，自此不行于蕃夷矣！”
“依相公之见，朝廷与西南夷打了三年，叛乱反而愈演愈烈，尚不足以证明益州长吏无能么？”孙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敢问签书，到底益州是转运使、学政使在打仗，还是率臣在打仗？”吕惠卿端起手边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悠悠道：“依某之见，还是请签书先善择率臣为是。”
孙固顿时满脸通红，在座人人皆知，以种谔为率臣平西南之叛，原本便是孙固力主的。当时皇帝想从王中正、李宪二人中选调一人，孙固力争才选定种谔。当时自是谁也不料种谔竟会突然病故，但是这毕竟也是孙固知人不明。
“死生在天命，岂能事先逆料？”文彦博轻描淡写地替孙固解了围，“至于打仗，虽然临阵对决，胜负在于率臣；但是兵无粮不行，后方之稳固，亦是取胜之关键。择率臣不当，是某之过，某自当上表请罪；但益州长吏，只恐亦不得谓全无过失……”
他话未说完，便听有人高声说道：“岂止是‘不得谓全无过失’，依下官之见，实是罪不容诛！”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破脸，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却见章惇站起身来，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
“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词。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吕惠卿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不由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而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是自然。”
“那就好。”石越点点头，冷笑道：“国朝敕令律例繁多，诸公曾未必一一细读，但在座诸公，当知宋承唐制，国朝之法令，源自唐律，尤以《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为宗，诸公皆饱学之士，对《永徽律疏》，想必不会陌生？”他环视众人，高声道：“《永徽律疏》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明确解释：若有寇贼侵入境内，欲攻击掩袭；以及在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有反叛，或有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若遇上这些事情，急需用兵者，‘得便调发’！疏议又清楚的解释：所谓‘得便调发’，是指不必上司知道准许，即许调发，而且，虽然所在人兵不相管隶，若急需兵处，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予，再分别向上禀报便可。此所谓‘急需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律疏》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即是说明，若不是兵寇，只是逃亡、或者盗贼，所在官府差人便足以追捕的，则不得适用此条文。除此以外，若有司拒绝调发平叛，反而与擅发同罪！调发之后，不立即向上禀报，比照擅发之罪，减罪一等。”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需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需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其‘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律疏》，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故某以为，唐康、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宋朝一向是以“任法”而着称，当今皇帝与新党，尤其重视法令，但大宋朝法律敕令之多，却也非常有名的，其中具体的内容，没做过法官的官员，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也是胥吏能够欺上瞒下的原因所在。所以自王安石拜相以来，大宋朝一直在做两件事情，一是通过提高“明法”科的地位等方法，来加强官员的法律修养；另一件便是编修敕令，整理法律条文。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对大部分宋朝官员来说，各种律令，他们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最多只会去注意那些法律条文，却不可能对疏议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吕惠卿心里明明知道，唐康等人事前知道石越所说的疏议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擅兴律在大宋，并不是一条经常能用到的律法。但他却不能提出疑问，否则难免要自取其辱——你自己不读书，便以为别人和你一样不读书？吕惠卿可当不起这样的羞辱。
吕惠卿能肯定的是，《永徽律疏》的确是宋代法令所本，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言之凿凿！吕惠卿相信，若换一个场合，给他时间，可以从容翻查法典，询问下属，他未必不能找到对唐康等人不利的疏议甚至是判例来，但现在，就这个问题与石越再纠缠下去，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的确是针对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的站在“利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