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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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半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已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也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只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
司马光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回避战争的书呆子。他的观念也在微妙的发生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转变。他其实并不是回避战争，而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必须划算，主动发动的战争，它的风险要尽可能的可以控制。对于向南方、向海洋的扩张，司马光由最开始的疑虑，已经渐渐转变成默默地支持。身为户部尚书，他比旁人更敏锐地觉察到了海洋战争与大陆战争的区别。
但在这一点上，以整个大宋而论，司马光是孤独的。
皇帝的脸色变得阴霾起来。
吕惠卿有几分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朗声说道：“战争之胜负，陛下可问诸文枢使与吴兵部；微臣所敢保证者，是朝廷定可以筹集军费，以供前线之需。”
“卿有何良策？”赵顼喜动颜色。众人尽皆侧目。只有司马光微微哼了一声。
“朝廷今日之积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岁、明岁之岁入结余，再适当增发交钞，民不用加赋，而军费自足。”吕惠卿自信的说道。
“再增发交钞？！”冯京几乎被吓了一跳，“陛下，交钞无本，不得印发！否则后患无穷。”
“百姓焉知有本无本？”吕惠卿反问道，“只要朝廷继续允许以交钞交税，交钞与铜钱何异？战胜之后，以一年节省之军费，足以补上。”
冯京顿时无辞以对。
司马光心里明明知吕惠卿说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无辞反驳。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不要自取其辱。虽然知道滥发交钞的祸害——这是有过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马光亦意识不到这样做究竟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文彦博只是怔了一下，与吴充对视了一眼。他们二人都绝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发交钞，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至少要好过“因粮于敌”的夸夸其谈。大不了，废掉交钞便是，这样的先例亦并非没有。虽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时权宜之计。如吕惠卿所言，若能隐瞒过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赵顼亦赞道：“只要处分得当，亦是奇谋。”
“陛下，故臣以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如何用兵，以何人为帅？”吕惠卿顺着皇帝的话说道，“只要能打赢，这些代价值得付出，困难亦可克服。但若不能称心如意，后果不堪设想。选将用兵，实是至关重要。”
吕惠卿抛出这个议题，所有人顿时都怔住了。计算军费开支，需要调拨之军队与役夫若干，如何用兵，何人负责粮草，何人负责转运，如何应对辽国……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预料当中都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选帅”，却绝非是预定议题的内容之一。
虽然吕惠卿将选帅用兵绑在一起抛出来，但是在场之人，谁听不懂背后的含义？汴京流传的流言，立时浮上所有人的脑海——听说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对石越担任伐夏的主帅，却全都被皇帝压了下来。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点尴尬。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吕惠卿一向惯于揣摸上意，他说出这番话来，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为什么传说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们压下来？亦或者，这个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种小手段？
没有理清楚头绪之前，是不会有人轻率表态的。
不止一个人眼热伐夏军统帅的位置，但是，谁能比石越更有竞争力？
“伐夏之役，调动大军近二十万。其中不乏军中宿将、几朝勋臣。臣为国计，以为以石越为帅，未必能节制得了这些人。尤其是殿前司诸军，其统军之将，几乎个个都历事三朝，战功卓着，只恐内心不服。将帅不和，素是兵家大忌。故臣以为，朝廷当另遣元老重臣坐镇节制，以石越在陕西度支粮草便可。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为人谦退，有君子之风，亦不需忧其争功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济，何事不成？！”吕惠卿侃侃而论，他说的，绝不是什么好的理由，但却是十佳的借口。
“吕相公何不直说，以何人为帅更佳？”司马光语带讥讽地说道。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彦博身为枢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见寿年便到，要找个有足够分量的人去与石越“和衷共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吕惠卿说出他的人选。到熙宁十三年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仁宗朝那个黄金时代所诞生的第一流的人才，正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生命的终点。韩琦、曾公亮、蔡挺、陈升之这些名臣名相，相继去世；老迈的张方平已经致仕；在军中素有威信、智勇双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连兵部尚书吴充，也因为兵部事务的烦琐劳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而显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经数上辞章，虽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务，大多却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如今硕果仅存的，其实也只有文彦博、司马光寥寥数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耶元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属于这些所谓的“庆历名臣”的；北宋一代几乎全部的辉煌、荣耀、遗憾、叹息，亦可以说是属于这些“庆历名臣”的！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他们留给后人想念不尽的繁华与光彩，亦留给后代扼腕叹息的遗憾。待到他们的生命之花凋谢，北宋以及整个华夏文明都开始走向最繁华时代的覆灭。而在这个时空，也许“熙宁”会比“庆历”更加耀眼夺目，但毫无疑问，每一位庆历老臣的离去，都是大宋朝无法挽回的损失。虽然他们或者可以不用再带着遗憾离去，因为后继者有着不逊于他们的风采。
崇政殿内的大臣们，并不会有这种历史的感叹。但是，他们却同样清醒的知道一个事实：当时间跨入熙宁十三年之时，大宋朝廷中，比石越资历高、威信重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屈指可数。
他们并不会也不可能去无礼地注目吕惠卿，但每个人却都在暗暗地想象着吕惠卿的表情，以及猜度着他的人选。
甚至连皇帝赵顼，都将带着几分疑惑地目光，投向他的宰相。
三天前，赵顼召见同知枢密院事吕公着之时，吕公着对他说过一句话：“苟非得人，毋生边衅。”赵顼对这句话深以为然，若是没有合适的统帅，就不要轻易打仗。想到此处，他眼角的余光扫过吕公着的脸庞。这位大宋有名的世家子弟、王安石以前的好友，此时一脸庄重，但他目光的神态，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