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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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司马光忽然笑道：“此事或是我多心。实则我来，亦不是为了此事。子明可曾见到刚刚刊行的《白水潭藏书总目》？”
“适才见到过，却还不曾翻阅。”
“先是《天命有司》，然后便是《白水潭藏书总目》，这段时间，桑山长与白水潭群儒是铁了心要将士林搅得天翻地覆了。”
“相公何出此言？”石越大觉讶异，心中又隐隐有一点兴奋。桑充国这部新书，他也没有来得及读，但是司马光都说出“天翻地覆”这样的形容词来，可见这部书绝不一般。
司马光却也吃惊地望着石越，似乎在讶异为何石越连这部书都不曾知道。他想了一会，方才释然，道：“子明远在陕西，不知道亦不奇怪。”停了一下，又说道：“《天命有司》全篇主旨，是说仁政是朝廷之责任，而非朝廷之恩赐。官府不施仁政，是逆天命，虽有金书玉册，亦为非法。百官之权力来自于天子，天子之权力来自于万民，固百姓有权斥责评议官府之不当云云。桑山长此语，可谓深得吾心。”
石越听司马光介绍《天命有司》的内容，不由暗暗咋舌不语，心道：“这不是《社会契约论》的宋朝版么？”他没料到桑充国竟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既觉得惊讶，又觉得欢喜。又听司马光似笑非笑地说道：“虽是如此，桑书一出，士林争议便起。有谓之为圣者，有斥之为妄者。而取桑山长之说者，亦有人借此指责足下……”
“指责我？”石越吃了一惊。
“是有指子明不当擅开边衅者。议者以为，守边卫国，是为大义仁政；而擅兴兵事，是《司马法》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者，绝非仁政。陕西路内政百弊而不治，反兴兵事，是舍本逐末，虽胜不足喜。”
石越望着司马光，笑道：“那相公以为如何？”他素知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此时不过是借他人之口，来当面批评自己而已。
“国家财政艰难，非兴事之时。纵有收复灵夏之意，亦当厚养民力以待时。”司马光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来找石越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想劝说石越万万不可支持少壮派的继续开战主张。
石越却摇了摇头，道：“相公所言，常理也。但事有例外者。越愿以陕西一路为相公言之。陕西路弊政百端，归根结底，是源于西夏之患。陕西有西夏之患，不得不养兵，不得不劳民力。既然养兵劳民，百姓便不得休息。故越以为，要除陕西之弊政，先要除西夏之边患。西夏之边患除，则陕西之民自得休息。否则不免愈想养民力，而西贼侵逼愈急，而民力愈困。以陕西一路而至全国，亦是如此。朝廷财政之所以困难者，在于养兵过多。养兵之所以过多者，在于有西夏、契丹之患。若不能治其根本，则朝廷财政，终是难以彻底好转。”
石越也是早想好了一番话，要说服司马光的，此时正好借机说出，见司马光皱眉沉思，又笑道：“守边卫国，确是仁政。但守边卫国者，并非坐守边城方是守边。太祖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者，亦是守边卫国耳。相公可知何谓‘好战’？”
“请子明言之。”
“凡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何时可战，不知何时当止者，虽只一战，亦可谓之‘好战’。凡知为何而战，知何时可战，何时当止者，虽百战而不得谓‘好战’。以今日之事言之，我大宋与西夏之战，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而是以战促和，使西夏人畏我大宋之威，而短期之内，无力侵我边境。则陕西一路之军民，乃至于大宋全国之军民，皆可得休息。目的既明，则吾可于当战时战，当止时止。相公当知，但凡胡狄蛮夷，十之八九，皆是畏威而不怀德，若不将其打怕，我大宋仁德，亦不免被其当成懦弱可欺之态。”
司马光听到“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这一句话，已是将心中一块大大的石头放了下来。他来找石越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是为国家惜材，做善意之提醒；二则是因为对西夏之战和，石越的意见绝对举足轻重，司马光一心为国家考虑，实在害怕再起战端，拖累国家，所以才特意要在皇帝召见石越之前找上门来，与石越详谈一次。这时石越的态度既已十分明确，司马光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自然是心情十分轻松，连连点头，赞道：“子明言之有理，子明言之有理。”
石越不过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听到一向保守稳重的司马光也连连赞同，也不禁十分高兴。顿时，二人谈话的气氛竟变得十分的轻松与融洽。
“越岂是不知朝廷财用不足而妄启边衅者？相公为朝廷理财，其中难处，越焉能不知？凡官府取之于百姓者，无论是何种名目，皆不可轻易增加。为何？为后世计也。凡敛财之名目，增时容易去时难。今世百姓之所以困苦者，并非朝廷行一时之暴政而横征暴敛，实是自唐、五代以后，数百年间种种苛税慢慢累加之故。相公理财，抑开源而重节流，是深知此弊，而不忍苦万民也。然陕西战事一开，所耗钱粮亿万，朝廷财用捉襟见肘，便成必然之事。”石越动容的说着，态度十分诚恳。司马光亦频频点头，叹道：“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但是百姓更有百姓的难处。朝廷财用再拮据，亦只是一时，但利源一开，百姓之苦却是代代相传，无止无休。”
“正如相公所说。故此越亦深知，陕西与西夏的每次战争，功劳除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便是政事堂诸公。在国家财用如此拮据之时，连打数场大仗，而百姓不加赋税，军费不曾亏欠，此真萧何不能过也。”石越再次恰到好处地拍了一下司马光的马屁，“虽则越以为对西夏有不得不战之势，但若无相公在内调度支持，越只恐真成误国之臣矣。”
司马光听到石越的赞誉，心中自是十分舒服。但似他这种方正君子，并非一两句话就可以让他飘飘然的。只不过石越既然如此表态，他便再有原则，也不能不略略缓和一下态度。“前事已矣，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再多提。国库虽然耗费不少，但打了大胜仗，于国家朝廷总是好事。况且开战之事，归根结底，毕竟还是皇上的诏旨、枢府的命令，并非子明自专得了的。子明节度诸将，运筹帷幄，功亦不可没。清议中有指子明擅开边衅者，其实亦是偏激之辞。那种狂生之语，子明切不可太放在心中。眼下最要紧之事，毕竟还是接下来对西夏之方略。”他的话中隐含之意，其实还是对石越轻启战端不以为然。只是态度温和许多，而且明确表示赢了就好，以前的事情就不再计较了。
石越倒也不曾指望能让司马光完全支持自己那本来就有点冒险的行为。有这样的表态，他已经十分知足。当下微微一笑，道：“朝野清议，无论说什么，都是应当的。身居高位者，食朝廷之俸禄，受皇上之重托，寄百姓之厚望，凡谋事自当尽量谨慎周全。且理当受清议批评。清议之批评，虽然未必尽能公允，然亦不足深怪。不过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
对石越的态度，司马光颇觉意外，忍不住赞道：“子明胸怀，让人佩服。”
石越笑道：“此不过理所当然之事。若是清议尽能周详公允，朝廷何不请其入政事堂柄政，要我辈何用？况且天下之人，上至宰相，下至贩夫走卒，谁又能说自己平生之见识，决无错误疏忽？若是因为有错误疏忽便不能评议朝政，则天下之人，再无一人可以评议朝政者。清议固然有当与不当，然最终定其取舍者，在公卿尔。朝廷公卿，须当有容人之雅量，否则，窃以为不配着朱紫。”
司马光望着石越，点头道：“此言得矣。魏征言事，未必事事对，而唐太宗能容魏征，故有贞观之治。若我大宋，人君能容谏臣，百官能容清议，则贞观不足道也。正如桑长卿所言，士民评议朝政，是理所当然……”
石越毕竟没有读过《天命有司》，当下只是含笑望着司马光。宋朝本来就有不错的言论环境，而自从石越有意识的鼓吹言论出版之自由，报纸刊物之兴起，朝廷清议力量渐渐增强以后，虽然还有极少部分士大夫对开放舆论依然不以为然，甚至也有偏激的主张控制舆论的官员存在，但是宋朝绝大部分士大夫都开始渐渐接受言论自由之思想，毕竟这种思想的流行，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官员们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自由言论的困扰，但是对士大夫这个阶层整体而言，他们却永远是话语权的掌握者。程颢甚至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从上古到孔子，从先秦到五代，列举了许多的历史事实进行正反两面地分析，详细地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正确性。因此，对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石越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但接下来司马光的话，却让石越大吃一惊。“……然则，《白水潭藏书总目》将子明的七书与《三代之治》列入经部，某以为还是孟浪了些……”
“什么？！”石越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司马光，一脸的震惊。
司马光望着石越这副神色，想了想，终是忍不住问道：“难道子明竟不知道此事？”
“编撰《白水潭藏书总目》之事，伯淳先生与苏子由、唐毅夫都曾写信与我提过。但相公所说，却未免、未免……”饶是石越已见多识广，但这次还是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白水潭藏书总目》确是自《崇文总目》后一大盛事。其编修体例多有创新之举，将《尚书》、《乐经》归于子部、创格物之部，皆显示编者之见识。平心而论，即便将子明的七书与《三代之治》列入经部，亦并非没有道理。”司马光既是大臣，亦是当时顶尖的学者，他的话，自然相当有说服力，“《白水潭藏书总目》所录之书多出《崇文总目》近三千部。子明可知道这三千部书，多是什么书么？”
“这……我却是不知。”
“这多出来的书目。其约二千部，是前代已有之书，《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