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5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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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无风注：本书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无风注：此事本书前文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后也不打紧，反正先收了再说。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以现代货币单位衡量的话：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腐败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赋税比例，实际上提高了佃户租金。其次，实行最无耻的“摊派”政策。
所谓“摊派”，一般以村为单位。还是按现代货币单位来解释：比如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往年正常税赋是60万元，由于今年有50户成了佃户，实际能征收的税额只有30万元。朝廷当然不能吃亏，便将减少的30万摊派到剩余的50户。具体怎么分，官府不管，整个村子交齐60万为止！
官府推行“新政策”，佃户的生活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农户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于是乎，农民只剩下一条路：聚啸山林，以抢劫为生。
所谓官逼民反，便是如此！
而如今，朱温多年征战，就算内政方面在此时的大唐已经算得上治理有方了，但农民的负担依旧极重。
但是今天，李曜忽然出手掀开了压在农民头上的漆黑云幕，给他们看见澄清的天空，看见希望。朱温虽然立刻收复失地，但……有些种子一旦种下，生根发芽却是在所难免。
李曜知道，朱温几乎不可能完美解决这个难题，除非他对工商业的了解能达到自己的层次——这有可能吗？
他看看天上的晚霞，轻轻挥手：“走，今夜，我们去兖州……葛从周，好久不见。”
第214章 秦王之尊（八）
夜袭兖州，其实是李曜早已谋划妥当的事，他为的不是兖州城，只是城中那位据说一步一计的刘鄩而已。虽然“一步一计”比他李右相“一步三计”的美誉还差着不少，但要是能放进武将主要靠武力著称的“河东、河中军事集团”来看的话，刘鄩这种智将还是很有发挥的机会的。
葛从周手头兵力有限，而且这一战李曜埋过后手，顺利达成基本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但他现在仍皱着眉头：问题出在杨行密那边。
既然是杨行密的麻烦，十有八九少不了钱鏐的名字出现，这件事也要从上次钱鏐与杨行密结亲之后说起。
当时钱鏐挥泪送别钱传瓘出城，而得到了钱传瓘之后的田頵也兑现了他的承诺，很快率领徐绾、许再思两位同伙撤军返回了宣州。
虽然似乎牺牲了一个英勇的儿子，但钱镠终于化解了杭州城的一场生死劫难。
而随后浙东地区局势的再度恶化，则进一步证明了钱传瓘的这次自我牺牲的价值有多么的巨大。因为，杭州城的危机刚刚宣告结束，浙东的温州、睦州又开始出事了！
温州一向是朱褒的地盘，朱褒虽说一向野心勃勃，还曾当过刘汉宏的帮凶，但自从刘汉宏被钱镠消灭后，确实老实了很多，一方面极力攀附中原地区的头号强藩朱温，另一方面和钱镠之间也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时间似乎相安无事。
不料去年朱褒病逝，由其兄长朱敖代理刺史一职，而朱敖显然没有能力掌控乱世之局面，所以温州的内乱终于开始了。
不久之后，温州裨将丁章驱逐朱敖，自领温州刺史，开始割据温州自立。
又过不久，有一位名叫李彦的木工不知为何原因，居然行刺并杀死了丁章，而另一位裨将张惠则混水摸鱼，夺取了温州的控制权。
温州的动荡还没结束，睦州也出事了！
睦州刺史陈晟原本是杭州八都余杭县的都将，曾是钱镠的老部下之一，一向对钱镠忠心耿耿，所以睦州城曾被钱镠视为完全可控的势力范围。
但陈晟病逝后，情况则发生了剧变，原本睦州刺史由陈晟的儿子陈绍权继任，但陈晟的弟弟陈询是个不肯安分守己的野心家，在驱逐了侄子陈绍权后，陈询自立为睦州刺史。
但陈询的这次夺权并没得到上级领导钱镠的认可，所以陈询开始颇不自安，甚至在徐绾、许再思发生叛乱之际，暗中沟通田頵，准备寻找新的靠山。
但田頵撤军杭州后，陈询感觉失去了底气，又怕钱镠兴师问罪，干脆先下手为强，直接发动叛乱，发兵攻打兰溪。
浙东的几个火药桶在平息了两年，再度爆发，而且爆发的烈性程度超越前次。
联想到不久之前钱镠被徐绾、许再思、田頵等人苦苦围困杭州城的窘迫困境，李曜可以深深的体会到钱传瓘的自我牺牲做人质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
面对危机的再次出现，钱镠显得十分的淡定和镇静，刚刚化解了一次祸起内乱的叛乱，而且又和劲敌杨行密联姻结盟成功，对付诸如张惠、陈询之类的三流角色，钱镠自然信心十足。
不过，还没等钱镠开始向陈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