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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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一定要控制，主要是因为农业和工商业各有其生产运营特点，比较效益差距明显。农业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效益低，利润增长缓慢；工商业运营灵活，能够短期见效，效益高，利润积累迅速。高效益高积累的工商业，是促使社会财富占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对农业扶持，又主张对工商业抑制，甚至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即主张通过剥夺工商业来补助农业，这也有着防止两极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
中国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辅而行的货币经济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而尤以商业的发展为突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和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直接动摇了王朝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直接威胁着统治阶级的生存，而变化本身的激烈迅猛又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采取必要措施，设法从根本上消弭动乱的根源，来堵塞住正在溃决之中的狂澜，并使被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稳定。抑商政策就是在认清了祸源之后，适应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提出来的。简单说，抑商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引起变化的总根源。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商人和商业，使社会再退回到没有变化以前的静止状态，至少可以通过抑商政策的贯彻，以限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范围，便可以把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程度。”
然而，李曜毕竟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古人，他所要的，也不是那样一个永远坚持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直到被人打醒的旧制度。毕竟他最清楚重农抑商政策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缺陷。
重农抑商政策，一则重农，二则抑商，其重视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双重政策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历代王朝对此也大张旗鼓地宣扬，宣扬它是多么的重农，又是多么的抑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推行多种重农抑商的制度措施，除这个双重政策目标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维稳！
第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能够最大量地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使农民安土重迁，减少社会流动性，使广大农村局势稳定，而农村稳定就是社会基层稳定，社会基层稳定就是国家统治基础稳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确的维护国家统治稳定的政治目标。
第二，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主导经济，广大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是朝廷的基本税收。农业如果遭受私营工商业的严重侵蚀，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农业经济出现萎缩萧条，势必造成朝廷税收的减少。保障农业的稳定，就是保障朝廷税收的稳定；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是增加朝廷的税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保障朝廷的财政收入，有着明确的朝廷财政利益目标。
第三，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俭朴平均风尚，都是一种破坏因素，而对形成骄奢淫…逸、见利忘义的不良社会风气，则起到助长促进作用。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有利于维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观和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也有着明确的道德目标。对于这些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帝王们心知肚明，但他们是不会大力进行宣传和说明的。
重农抑商政策的这些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是由国家统治本质所决定的，根本上是为维护王朝统治服务的，这表明重农抑商政策又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也是一种秩序力量。历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从道德、财政、经济、政治诸方面来维护王朝统治稳定，显然有其必然性。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抑商政策，显然不是李曜这种凡事都用到“相对论”来考虑问题的人会做的。
然而，必然归必然，一定的合理归一定的合理，作为一个“后来人”，李曜更明白重农抑商政策有其明显的思想认识缺陷和政策缺陷，最突出的是它把农业与民间私营工商业，把本业和末业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多一人从事工商业，就等于少一人从事农业，把民间私营工商业机械地看成是农业的危害和破坏力量，只看到了农业与民间私营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对立，而没有看到农业与民间私营工商业之间的联系互补，没有看到民间私营工商业对农业的促进拉动作用。这种认识缺陷和政策缺陷，在古代各个王朝时期长期没有得到修正，成为不少王朝推行抑商政策并严厉到了极端化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说，由于思想认识上只看到了民间私营工商业对农业的危害，并一味强调夸大了这种危害，所以许多王朝在推行抑商政策时往往会走向极端化。
其实禁榷政策，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乃至大唐能相刘晏的榷盐法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盐茶专卖法等，都是极端化的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尤其是禁榷政策的推行，严重干预和扭转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态势和运行结构，这种情况一致发现下去，最终肯定会严重摧残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李曜才会特意找机会证明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性，同时试探性地想要提高一点商贾的社会地位。
李曜之所以敢这么办，主要是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朝廷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基本破产，正是“试验”新制度的时候。
之所以他这么觉得，是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在历朝历代都经常规律性地出现执行失效，无论重农政策，还是抑商政策，事实上都显得仿佛是个短期政策，而非长期国策。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能够长期地有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李曜发觉，从整体上考查历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可以发现，特别是由于政策目标上的财政目的，往往使王朝初期大力推行的重农政策不能持久，而呈现出一种短期性。大致说来，规律性演变的情况是，从一个王朝的中期开始，由于内事兴作、外事四夷、机构臃肿、官僚增多等原因，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致使朝廷初期采取的扶助农业、轻徭薄赋政策执行失效，转而逐步加重对农民的赋役剥削并在朝廷后期走向对农民敲骨吸髓式的剥夺，成为广大农民破产流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以发现，由于吏治腐败、钱权交易、官僚经商、官商合流、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等原因，也大致从一个朝廷的中期开始，历朝各家初期都采取的严厉的抑商政策开始，然而却又走向失效，结果是官僚经商根本无法禁止，富商大贾多与官僚勾结或者自身转化官僚也无法遏制其经商行为，朝廷所能够继续抑制打击的只剩下民间中小私营工商业，抑商政策在这时实际上就走向了废坏。
另外，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重农抑商本身也不可能长久坚持。
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是历代朝廷推行的核心经济政策，为维护王朝统治服务。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整体结构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民间私营工商业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不是政治权力所能任意加以抑制和长久摧残的。历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运用政治权力，采取超经济方式对民间私营工商业实施抑制打击，本质上是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属于国家政权与经济法则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升，势必会越来越尖锐。这种矛盾注定了抑商政策的历史暂时性，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突破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必然引起的商品货币流通的活跃，原先的历史上，到了明朝和清朝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更趋成长和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王朝统治的母体中显著出现，预示着社会形态上的前进变革趋势。
然后明、清王朝统治者依然坚持重农抑商政策，依然抑制打击民间私营工商业，推行了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制度措施，从而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造成社会进步与政治强权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时的重农抑商政策就失去了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而日益呈现出其反经济发展性、反…社…会进步性，严重阻碍迟滞社会的前进。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西封建国家的商业政策已经迥然不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在明清两代基本上依然推行传统的抑商政策，而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西欧专制主义国家却执行了促进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两种不同的选择，对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欧由此加速了封建经济瓦解的过程，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封建社会却长期延续下来，直到1840年外国侵略势力发动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结束自己在封建经济瓦解道路上踯躅的局面，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
穿越者的好处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李曜很多事情是站在后世的角度回过头看历史，这样有时候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农与商的问题同样可以借鉴后世经验。
哪怕就在李曜穿越之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仍可以说是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十分重要。重视农业，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直十分明确和一直在大力加强的。什么“农业现代化”、“以市场为导向”、“农业产业化”之类的词汇，新闻里经常听到。
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所主张的要实现重农就必须抑商，或者说必须实施抑商才能实现重农，李曜认为完全不可取。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注重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