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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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是我那二孙子，一直在生气，怪汪汪的，想上她姑那儿。但她姑好不容易清净一下，也不想带他。这个小女娃子，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她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回来，就看这个年下能不能回来了。

赵嫂一边“骂”着她的孩子们，一边晃着婴儿车，时不时用手摸摸里面，看孩子尿了没有。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农民打工的成本有多高，赵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老人当免费保姆，帮忙带孙子外孙，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敢太多抱怨，因为将来还有个养老问题。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农村的观念，是绝对不会接受不替自己照顾小孩的老人，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出去打工才能挣到钱的情况下。

从最直观的情况来看，儿女也很少有意识，认为父母年龄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很自然地寻求父母的帮助。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父母愿意做免费保姆。如果有多个儿子，那这家的老人就要遭罪了，还有个“攀比”问题，如芝婶和赵嫂都提到的，都是“比着留”，因为你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悠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比较年轻，农村还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家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主人的精心营造。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到了加固的作用，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整幢屋子整洁、干净，这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子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子。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原来，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子、小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子两人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房产和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一砖一瓦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哭了起来。房子是1993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在赵嫂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隔阂。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提出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在现代观念里，这种分配方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妇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得到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的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儿媳妇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妇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小说网·。。］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述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年老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飘出了一股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锅里，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非常香的一锅米饭就好了。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米饭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可以吃到，每家一年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这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郁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万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做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的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当了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受领导的欢迎。他特别喜欢“论理”，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时间长了，人们就背地里叫他“老道义”。

大伯和他儿子的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的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几年时间里，俩本家哥和他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这在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却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2004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了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了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