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州月-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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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隐达说：“凭心而论，派干部去企业见识一下，也有必要。问题是市里正好在一个特殊时段出台这个举动，就耐人寻味了。如果动机本来就不纯粹，嘴上说得再怎么一本正经，实施起来就是儿戏了。”向天富说：“本是儿戏，省里却当真了。地委转发了省委组织部的文件，说是省里在西州试点，派干部下企业挂职锻炼。其实省里那些人，都是从下面上去的，未必就不知道下面的套路。只是上下之间心照不宣，大家一块儿玩吧。”“官场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却正儿八经地做。”
关隐达叹道，“还没人敢点破，谁点破了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了。这就是所谓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我说应该建议全体干部每天读一篇《皇帝的新装》。”
向天富说：“是这么个问题。我们在下面当头儿，感触最深。上面布置下来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毫无意义，却必须照着上面的要求做，还得把意义说得天大，弄得大家都像傻子似的。”
关隐达笑了起来，说：“今天我去市委，碰到省委组织部一个熟人，你猜他是干什么来的？居然是来总结干部下企业挂职先进经验来的。干部还没下去，总结经验的就来了。”向天富说：“有人批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却没人批评官出经验，经验出官。官出经验，经验出官，危害照样很大。”
关隐达点头道：“你说到点子上了。有些人就喜欢挖空心思搞出些新套路，且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哪怕是牵强附会，好歹要整出个经验来。回过头我们想想，有些所谓经验当初吹到天上去了，大家一窝蜂跟着学，效果怎样？很多是劳民伤财啊！可是没人算过这笔账。”
向天富说：“谁敢算这笔账？经验出官，创造经验的人一步登天了，正高高在上管着你，你敢说半个不字？现在想想当初张兆林创造的那些先进做法，不是笑话一场？”关隐达说：“大家都看到了官出经验，经验出官的甜头，就争着创造经验。省委组织部为什么这么重视？不就是想在全国抢先创造个经验出来？只要有笔杆子下来，经验总会有的。”向天富也只是想找个知心人说说话，没别的意思。两人闲扯着，又说到陶凡了。关隐达说：“他老人家还是在平淡如水，耳根清净。政界的事，他听都懒得听。”
向天富很感慨的样子，说：“不听好啊，不听好啊。陶书记当年，威望多高啊。现在呢，有人说起所谓陶凡时代，就是个清算的口气。隐达，有些话你是听不见的。”关隐达并不想知道别人都说了些什么，只是淡淡地笑。向天富却说了起来：“有人说起陶老书记，尽是失误。山地开发等于乱砍滥伐，乡镇企业等于环境污染，庭院经济等于小农观念。”
关隐达忍不住说道：“他们说来说去，说得出他老人家半点儿个人问题吗？”向天富说：“他老人家一没男女作风问题，二没经济问题，硬梆梆一条汉子。可是人家却说他假正经。他处事不讲情面，人家就说他没人情味，不义道。”关隐达语气有些伤感了：“才多长时间，简直像换了个朝代了。”向天富说：“听别人议论陶老书记，我就想到历史真是靠不住的。有人说，陶老书记主政西州那么多年，惟一可称道的就是把招待所改造成宾馆。可又有人说，陶老书记到底还是保守，没有一步到位，现在桃园宾馆是全省最差的地市级宾馆。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不尊重历史。当时全省各地市还没一家宾馆，陶老书记首先认识到改善接待条件的重要性，提出改造招待所。为这事儿陶老书记还挨过处分。”
关隐达笑道：“真是滑稽，他老人家主持西州工作十年，到头来人们只记得他一件事，改造招待所。这算什么事儿？”向天富说：“隐达，老百姓还是看在眼里的。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陶书记很关心舒培德，却没人敢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现在舒培德的图远公司更加做得大了，同他交往的就不仅仅是孟公子、万明山了，张兆林同他都称兄道弟的。人们怎么说？都说凡是同舒培德有往来的高官，没一个干净！”
关隐达笑道：“也怪，舒培德也常常到我家去坐坐，每次不是带包茶叶来，就是提几斤水果来。怎么就不见他送我大坨大坨票子？是见我没使用价值了吧。”向天富说：“隐达，只说明一点，你这人正派。舒培德很聪明的，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敢给别人送钱，也不敢给你送钱。你是他的老朋友，虽然现在看上去你好像用不着了，但人生如戏，谁说得清你今后会怎么样呢？”
关隐达摇头道：“我就这样了。我是床底下放风筝，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不过也难为了舒培德，他有这么多关系要周旋，够辛苦的。”向天富突然小声说道：“隐达，舒培德可出不得事啊！不论他偷税漏税、非法经营或别的什么事儿，只要哪一处出纰漏，就会有人睡不着。”
关隐达笑道：“有些人正春风得意，头就昂到天上去了。其实我总想，那些人这辈子能够善终就不错了，狂什么？”向天富见时间不早了，起身说：“我走了。隐达，关键时候，你可要站出来啊。”关隐达不知向天富说的什么意思，便含糊着点点头。向天富走后，陶陶问：“什么机密，两人得关着门说？”
关隐达便说了个大概。陶陶说：“向天富人倒不错，就是涵养欠着些。你同他说多了，只怕不太好。”关隐达说：“我不是个乱说话的人。向天富其实做人做事都是有原则的，不会乱来。我俩交往多年了，我了解他。”
五十七
关隐达刚进办公室，《西州教育》编辑小李就送了最近这期杂志来。
这期的卷首语是关隐达亲自写的。他本不想凑这个热闹，可小伙子言辞恳切，推脱不过，就写了几句。
写好之后，又觉得用本名发表不妥，就用了个笔名：应答。
小刘直说关主任文笔太好了，提出的问题又深刻。
关隐达笑笑，并不多说。小刘走后，关隐达打开杂志，浏览了自己的文章。
题目是：《孩子，你快乐吗？》
儿子上初二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到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
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乌，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
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顽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
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作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
有人对中日儿重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
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
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
我很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
关隐达想不到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写这种文字。儿子这一代，活得真没意思。他写这篇短文时，整个儿就是个慈父。
那个深夜，他胸口软软的，像是任何东西都塞得进去。他可怜孩子们，却束手无策。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不改变，教育模式就没法变。
关隐达放下杂志，打了孟维周电话：“孟书记，您上午有时间吗？我想来汇报一下。”孟维周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只说：“老关您来吧，我在办公室等您。”关隐达叫上车，不到十分钟，就进了孟维周办公室。孟维周亲自倒了茶，递上，问：“老关您有什么好事？”
关隐达说：“孟书记，我们教委班子几个人，分工都很细。我们业务部门不同别的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好把谁抽走。所以，我向市委建议，我们教委的同志就不要派到企业去了。”
孟维周说：“派干部去企业学习，是市委认真研究，慎重决策的。省委很支持我们的做法。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老关，希望您支持我工作啊。”
关隐达笑道：“孟书记这么说，我就不安了。我不是不支持您的工作啊。教委都是业务型干部，组织上培养干部，是有目的性的。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