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那个秋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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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把李总撇下去,你和我们是五五开还是四六开,你给个痛快话。这个账我们不会不认,我们两个向来都是这样的。”
李建国把玩着打火机,说:“这个好说。”
李总掂出了他们的斤两,信心越加充足了,而“李总”的派头也就越大了,他站起身,走到记者的面前去,洪记者和卓记者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了身来,李总把一只巴掌搭到洪记者的肩上去说:“这样,交个朋友,哈,后天下午,你们再来一趟,我给你们一个回话。”李总拍了洪记者一把,说:“顺便吃顿饭,哈,今天就不陪了。九点钟省里报社的一个记者还要来采访,没办法。”李总笑道:“实在是没办法。”
洪记者和卓记者陪上笑,忙说:“你忙。”
李建国把他们送到门口,大声说:“就这样,哈,不送了。”
李总关上门,抱起了胳膊,放在胸前。他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感觉到自己有一点气宇轩昂。
李建国把自己关了近一节课的时间。他半躺在自己的大班椅上,把双脚跷到桌面上去,一口气抽了七根三五牌香烟。整个办公室里头都雾气缭绕的。李建国眯了一双近视眼,仔细地设想,推断,他的整个身心都像要登台的样子,准备演出的样子,蠢蠢欲动却又冷静镇定。
四十分钟过后,李建国掐掉了最后一根香烟,一份精致的计划就有了一个大概了。想完了,他拿起了电话,用内线叫过小蔡,小蔡在数秒之后就站到了他的面目u。李建国说:“你记不记得,前些日子二十二频道报过一个十一岁女孩,得了白血病的那个,叫什么停停的。”
小蔡说:“记得,晚报上也做过报道的。”
李建国伸出一只指头,开始发布他的命令:“你立即把报纸找来,或者直接与晚报联系,找到这个小姑娘,越快越好,一找到就和我联系。打我的手机。”
“知道了。”
“你把手头的工作全放下来,现在就去办。”
“知道了。”
李建国吩咐过手头的事,站到了空调机的前面去,等身体冷却过来,他洗了一把脸,整理过头发,上身下身都打量一遍,关上门,往楼上走去。李建国敲响了罗博董事长的办公室。
李建国坐在了罗绣董事长的对面。他扼要地汇报了季候风唱片公司的工作,一共谈了五点。每一点都只有十来句话,最短的只有七八句。汇报完了,李建国总经理开始请示董事长有什么新“考虑”或新“指示”。罗绣女士说没有。罗绣女士说,唱片公司交给你,你就是主人,我们不干涉你的工作,李建国表示了谢意。表示完谢意李建国就开始谈及如何扩大总公司知名度的事了。李建国说,根据他的调查,市电视台的二十二频道快满一周年了,依照惯例,电视台会有一台晚会。李建国建议说:“总公司可以考虑把晚会的冠名权买下来。”李建国说:“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学不远了,离教师节也不远了,教育的问题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成为话题,好炒作,也就是说,记者好发消息。”李建国提议说:“第一,晚会的演出,我们可网罗一批歌手,这件事我们可以让电视台去张罗,他们熟,有路子;第二,二十二频道多次报道过一位十一岁的白血病患者,公司可以由您出面捐一笔款子,把晚会推向高潮。主持人热泪盈眶,全市的市民会热泪盈眶,当然,您更应当热泪盈眶,现场直播,社会效益是可以想见的;第三,利用这个机会资助几位特困户的学龄儿童,要是在平时,这笔费用肯定买不来这样的新闻报道,联系工作可以让电视台出面,他们求之不得,做圣人,谁都会抢着去干,我们只要掏点钱就可以了。”罗绣听完了,点了点头。但出乎李建国意料的是,罗博并不缴动。罗绣拿起了圆珠笔,有节奏地敲打自己的大拇指。罗绣说:“想法不错。”夸奖完李建国,罗董事长就语重心长了,罗绣说:“小李,新闻界的人来掏钱,千万不能当真的。你干长了,自己就会明白了。”
李建国说:“做广告也得掏钱,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广告做得更漂亮,像一首歌,一首诗。
催人泪下呢!“
罗绣笑起来,说:“你还是个艺术家,不过想法不错。”
李建国说:“具体的事务工作由我来谈,不给总公司添任何麻烦。”
罗绣说:“挂一个冠名,他们开价多少?”
李建国说:“价格是活的,只是说话的技术问题。”
罗绣说:“想法是不错,但是总公司毕竟不是银行,总公司有总公司的困难。”
李建国说:“只要董事长答应,三七开,我们季候风愿意承担三成。”
罗绣说:“小李,与电视台合作,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你们,五五开,算是我对你们的支援。”
李建国说:“五五开不行,这样我们不和总公司平起平坐了。四六开,我一年之内把款项划到总公司的账上去。”
罗绣笑起来,说:“小李,果真是不吐骨头。”
李建国陪上笑说:“这只能说是总公司的遗传基因好。”
罗绣听了这句话真的开心了,脸上就有了和颜悦色。说:“那就献一回爱心。”
李建国说:“那我找他们谈了?”
罗绣说:“我让广告部的人和他们谈。”
第三章
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只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1992年9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H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考上了大学。
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d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嫡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棚后来“豁”了出去,拖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宁‘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胸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狂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反过去还是十元钱。
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赃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悟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这时候丈夫耿长喜刚从肉联厂下班回来。他站在床边,拉下了脸,说:“告诉我,谁欺侮你了产‘童惠娴便用被角把头裹住。耿长喜从铺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杀猪的点红刀,到巷口里头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来。耿长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头柜上,大声说:”你说,是谁*’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说:“没有谁,我自己难受。”耿长喜放低嗓子问:“真的?”童惠娴说:“真的。”耿长喜收起刀,往外面去,临出门时回过头来关照说:“也不要哭得太长了。”
童惠娴把那张十元钱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么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里头也没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娴骑车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马路潮湿而又空荡。童惠娴长叹了一声,像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总结:“哎,人哪。”
一个星期之后耿长喜才知道老婆在外头摆摊了。听完妻子的诉说,耿长喜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却比童惠娴早起了半个小时。当天晚上耿长喜就笑嘻嘻地问了:“今天生意好吧?”这个混球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长喜端了酒盅,开心地说:“上午环卫工人刚一扫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娴愣了半天,说:“你怎么能这样严耿长喜腆了脸说:”为你好。“童惠娴说:”你怎么能这样?“耿长喜不高兴了,放酒盅的声音便不好听。他用浓郁的苏北乡音说:”为你好/他梗了脖子说话的样子活像他当年做支部书记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队的地方。1970年的春天童惠娴来到了这座苏北乡村。是一条水泥船把他们从小县城分散到各个村庄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