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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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是“太初有爱欲”与“太初有言”的对立，对她们俩来说，是不会有第三种可能的——比如庄子所说的：“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身体是第一性的。问题只在于，是否必须让身体拉住神明的衣襟才算真实的幸福？感官的快乐为什么不能算是美好的时刻？ 在昆德拉的叙事中，卡吉娅——在现代叫萨宾娜——的身体感觉的价值诉求在气势上占了上风。阿蕾特沉重的肉身感觉所谓美好的生命情感，被萨宾娜的媚俗论从根本上颠覆了。阿蕾特（美德）——在现代叫特丽莎——是年逾千祀的“美好”意识形态的化身，要颠覆它得花很大的力气。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她也难免媚俗：当她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和睦的生活，看到他们“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与众不同的是，萨宾娜能够马上嘲笑自己的泪水——可笑的泪水。 什么叫不媚俗？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 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萨宾娜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72页） 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至于这品质是否高贵，就是另一回事了。阿蕾特当初对卡吉娅说：“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如今，萨宾娜对特丽莎说：一切所谓美好的景致和声音都是骗局和谎言。 昆德拉这个男人对萨宾娜的颠覆行动作了深度解释。 据说，欧洲所有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背后都有一种信念——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这一信念出自相信存在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存在之所以是美好的，就因为它据说是上帝创造的。“太初有言，圣言就是上帝。”阿蕾特的神明，是希腊人的上帝，所以她要赫拉克勒斯的身体顺从神明的言语。法国大革命以后，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获得了自体自根的权利，不再是邪恶的化身，而是高贵的美德（不媚俗），就是因为那个据说创造了存在的上帝被赶走了。 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邪恶的是男人，颠过来说成美好的，也是男人。卡吉娅早就说过，她有敌人和朋友。卡吉娅当年的敌人中，最极端的是柏拉图。据说，在《克拉底鲁》中，柏拉图修改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把身体说成虚幻的东西，灵魂才是实在的： �垺 * �垺 。ň菟瞪硖迨橇榛甑姆牛Ｉ硖迕挥凶栽谛*，灵魂对身体有绝对的支配权。后来憎恶卡吉娅的男人中，据说奥古斯丁比柏拉图更极端。他在少年时代曾经是卡吉娅的密友，后来与卡吉娅反目，就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世界上最低下可恶的东西。 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都是言语织体的编织能力很强的男人。喜欢卡吉娅的男人们同样有极好的编织言语织体的能力，譬如伊壁鸠鲁。这位古希腊的感觉快乐论大师说：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是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pavqo〃（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按伊壁鸠鲁对卡吉娅式的幸福的解说，身体感觉是生命意义的基础，灵魂总是让身体不安。“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也不需要去寻找其他可以使灵魂和肉体安好的东西”。 再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大师。 首先是与妓女玛丽昂同时且住在同一座城市（巴黎）的萨德，他颠覆了对性行为的正常/变态的区分；一百年后在德国有尼采，他让肉身向柏拉图的灵魂占据的中心位置进击，视肉身为人的自我经验和存在经验的唯一场所，用七弦琴弹唱道：Seele ist nur ein Wort f�黵 etwas am Leibe（灵魂不过是附在身体上的一个语词）。这歌声就把柏拉图那句话颠覆了。人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已，造化的肉身仅把灵魂当作自己意志的一只手。几年后，罗扎洛夫就在俄罗斯用 “太初有爱欲”颠覆了“太初有言”的古训。从萨德到罗扎洛夫，卡吉娅对阿蕾特的生命感觉的颠覆步步推进，在克拉格斯（）那里凝聚成一种精致的理论——“宇宙爱欲论”。随后好戏又回到巴黎，福柯开始全面颠覆对身体感觉的所有价值区分…… 男人们为了身体与灵魂的优先权问题，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冲突得不可开交。昆德拉讲述的萨宾娜反抗媚俗，显得像是卡吉娅的男友们的女人想象的言语谋略。不管怎么说，三千年来，卡吉娅的敌人和朋友（都是男人）之间的（有时甚至是武装的）冲突没有解决，看来，将来也不可能获得解决。 &
“美好”意识形态或无数的这一个身体
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冲突是男人们关于身体与灵魂争夺在世支配权的冲突：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萨宾娜与特丽莎的关系是这种古老冲突的现代再现，托马斯站在她们中间实在难受。 不能忽略，昆德拉关于托马斯的叙事是以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为语境的。“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表达。萨宾娜对“美好”的恶心，是不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呢？ 托马斯和两个女人生活在人民道德的“美好”意识形态中，他们对这个世界中人民伦理高歌的“美好”道德有一种生理性反感。托马斯喜欢萨宾娜的原因之一，的确是他和萨宾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托马斯看出人民民主的“美好”意识形态充满“男性幻想”，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Zuo爱、在调情、在诱奸。仅从报纸头版头条来看，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向来“性”致勃勃。在那些编织出来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语织体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词中，有一种虚幻的身体情欲冲动。人民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媚俗。 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隐藏着“男性幻想”，同样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在《笑忘书》中，昆德拉提供了两项证据：卡瑞尔凭靠一个意念的言词才克服了性冷感；〃歌德先生〃的〃那个学生〃借助他一句诗意的赞词，才重新燃起爱欲。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法则被颠倒过来：不是爱欲升华为言词，而是言词升华为爱欲。言词与灵魂没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为言词或灵魂的在场提供了所必须的空间——时间性的亲在。在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个体身体的亲在被抹去了。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托马斯和萨宾娜想让自己的身体逃脱血债累累的“历史必然”的“美好未来”的追逐，想学会谈论“自己身体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所谓“整个人类的幸福”不过是与每一个体的肉身无关的意底牢结。 为了与“美好”意识形态的Zuo爱有所区别，托马斯觉得应该把爱情与Zuo爱分开。他以自己有“爱”必做的Zuo爱方式与人民意识形态的“美好爱情”作对。特丽莎不懂得托马斯的这种政治爱欲的意图，用电影语言把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再讲一遍的考夫曼（）就懂。他讲到托马斯与“既像鹿又像鹳的女人”的事时，把原来那幅落日与白桦树的秋景画换成了少先队少女向勃涅日列夫主席献鲜花、行队礼的照片。 这样说来，萨宾娜抵制媚俗作态就是从人民伦理转向自由伦理的表达。的确，自由伦理的身体原则，意味着不同身体感觉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承认只把身体当作身体来享用（而不是“为了……”）的原则。对于赞同这些原则的托马斯来说，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只是无数同样可以给他带来轻逸性感的这一个身体而已。在身体感觉的价值不平等的言语织体中，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是唯一的这个身体。无数的这一个身体带来的轻逸性感自然是有差异的，却不至于有唯一的这个身体让人彷徨得要死。在无数的这一个身体面前，不会有“非如此不可？”的难题，相反，在唯一的这个身体的想象中，这个难题无从逃避。 萨宾娜是托马斯的无数个女伴中的一个，尽管是最令他心仪的一个。卡吉娅的现代感觉，或者说赫拉克勒斯与卡吉娅相伴而行的生命旅程，就是托马斯与无数这一个（萨宾娜）中的一个身体的享乐。萨宾娜并不妒嫉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托马斯的伴侣，就好像享乐不妒嫉享乐。 借助于萨宾娜的身体感觉，托马斯得以走出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寻回在人民伦理中被抹去的个体亲在。托马斯在无数女人之间的性漂泊成了反抗人民伦理的身体性政治行动。 托马斯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Zuo爱时异于别的女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Xing爱看起来仍然是一 个保险箱，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马斯追寻着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09－210页） 托马斯接受的萨宾娜的身体原则真可以帮他寻回被人民伦理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