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城志-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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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波德里亚（Baudrillard）《消费社会》　
消费偶像或者说偶像消费，是香港电影工业的撒手锏。比如说父母离异，13岁便从香港到澳大利亚留学，在墨尔本读书时就已经做过“童工”、侍应、点心妹、调酒师、DJ……的张柏芝，以香港玉女掌门人的身份出演11部电影，3年内发行了10张CD专辑。不可否认她在《喜剧之王》中有出色的演技，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如何与她的产业机构一起，制造一种“迫切地被大众认可的消费欲望”。　
比如，制造“野蛮女友”的消费欲望，前提是首先要漂亮，然后才能野蛮。　
漂亮：　
出门拍片，除了让造型师跑遍世界各地张罗了三十多套裤装造型之外，自己还带了一百多套衣服、三十多条皮带；为刘嘉玲事件声讨《东周刊》的艺人大会上，她手持手提摄录机不停拍现场环境，还大声地说：“打击XXX个X街好不好！”她转过身，让所有人看看她背上的大字“Police　Emergency　Service　Unit（警方紧急支援部队）”。在出席“太阳计划闭幕音乐会”时，她有意不穿规定的T恤，而仅套着一件Tube　Top，引来圈中被抢镜人士的一致不满。她还有多款车搭配多款pose：“我开不同的车有不同的感觉，如果我开跑车就觉得很cool，如果我开蛮高贵的车，我就觉得很漂亮；还有我穿高跟鞋的时候，我就开Benz；我开跑车的时候我就穿得很有型，所以有时候蛮好玩的！我有一台Mini　Cooper，粉红色的，我就穿得很可爱。”　
野蛮：　
虽然我很爱他，我舍不得他，不想离开他，但我不能为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伤心。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放开，所以我很快就会把我曾经爱过的每一个男人忘掉。接下来又交一个是因为我怕寂寞，有时候真的很需要一种温柔，男朋友可以给我这种感觉。每一个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都会告诉我：我是他们最爱的女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我，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真的有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但是放开我之后一个星期，他们就后悔了。放弃我的男人都很蠢。　
—不难看出，这种消费机制，是如何从个人到集体，从外表到内在，形成香港大部分观众的价值取向。偶像是大幅广告牌、时尚的红绿灯、心情的阴晴表。虽然并没有物理上的水银变化，但却使每个人不由自主地上升到一个“集体的温度”。为了达到这个指标，商家让“偶像”发挥着幻想本身以及象征功能相适用的作用。这也是《下一站，天后》四天内收入390万港元，成为某个周末香港电影市场的票房冠军的基本原因。导演兼监制马伟豪被誉为下一个王晶，而《猪扒大联盟》则是王晶的近作。　　　
明明不是天使四　　　
《花样年华》剧照　
恍惚间，《一个字头的诞生》似乎变成了“一枚硬币的诞生”。看罗家英在《我爱厨房》中扮演变性阿姨；吴君如在《最佳损友》中挖鼻孔，在《爱君如梦》中擦皮鞋剃腋毛；第18届香港金像奖上致辞的吴镇宇长出真胸、变身中环白领出演《丰胸密CUP》；《贱精先生》中的“诗人”刘以达叹世道低迷，找食艰难、杀人都须买一送一（《买凶拍人》）；任达华在《PTU》中以一种麻木而残忍的表情殴打那张无名小卒的脸……虽然由此可窥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和娱乐底蕴，但也不禁为黄秋生说的那番话感到欷：“我看自己的都是烂片，这让我　
觉得很羞愧，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行，我这样不行，我要停拍了，如果我是个艺术工作者的话我就不要这样做了。”　尽管如此，黄秋生还是会接林超贤《怪兽学园》那样的戏。　
“经济不景气”，所以艺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所以就会出现《嫁个有钱人》那样的电影。搬动罗伯茨和李察·基尔《风月俏佳人》等等现代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发扬香港武侠片中的秘籍传统，撰写出一本“如何才能嫁给有钱人”的书。郑秀文按照书中的提示训练自己，直到奇迹发生，她终于遇到了两位有钱人，而且还为不知道该嫁给谁苦恼不已—是导演揣摩所谓草根阶层的心理得出的市场规律？还是继《阿呆拜寿》、《大内密探零零发》、《买凶拍人》之后的黔驴技穷？香港电影的爱情，似乎《甜蜜蜜》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嫁个有钱人”，如何争取已经日薄西山的票房，所以像《我爱厨房》、《贱精先生》、《一碌蔗》、《二人三足》、《我的老婆唔够秤》、《老鼠爱上猫》、《我的左眼见到鬼》、《异度空间》、《恋爱行星》等等这些包装奇异的“爱情”充斥市场，便不足为奇。　
即使是当地鱼龙混杂的黑社会文化滋生出来的，最具香港特色的镇山之宝—警匪片，似乎也已经到了陈年罐头的终极境界。隔了若干年，好不容易有一部佳作，《无间道》票房创了佳绩，获了金像七项大奖，接下来便又开始重蹈香港电影的续集传统。不知道梁朝伟是否会像《英雄本色》那样，在第一集中壮烈死去，在第二集复生变成第一集的死者的孪生弟弟，第三集成为死者之前的前传？与此同时，为赶警匪片和“英雄”的热潮，陈木胜又开始向《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致敬了。　
《无间道》之后的下一个热点，比方说数字的时尚，不知道能否通过葛民辉式的（《初缠恋后》）对王家卫的重复和抄袭，像刘德华在《旺角卡门》里Call机号码88，张国荣在《阿飞正传》里的1分钟，金城武在《重庆森林》的编号223或者5月1日到期的30个凤梨罐头，黎明在《堕落天使》中的幸运号码1818，《东邪西毒》的“尤忌七数”，周慕云和苏丽珍在《花样年华》中幽会的旅馆房间号码2046……使香港电影回归“香港有个好莱坞”的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　
连陈果都拍出《人民公厕》那样让人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和乏味的电影，也许香港电影真如郑秀文所唱是一个“没有运气的天使”。　
短短20年间，这个“天使”吸收了大量的养料，简直都来不及新陈代谢，堆积在那里。它本来可以发展缓慢一些，再缓慢一些，无奈却遭遇雷明顿打字机上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使它的命运像一项似乎永远做不完预算的工程，所以何时何地都在做着预算。它是一个畸形儿，长着《香港有个荷里活》里面的那只断手：两个名字相同的人，先后都失去了同样的一只手，后来在神医的帮助下各自接了对方的手，他们继而都变得“完整”起来。这种完整性，常人轻易觉察不到。正如香港拥有50多家电影制片公司、170多家电影院等等。直到一个人伸出的是另一个人的手—它的无厘头式的荒诞—同时也是香港电影真正值得提炼的精华，才逐渐体现出来。　　　
明明不是天使五　　　
《花样年华》剧照假设人们不赶时间—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比如人们恢复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悠闲。像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般的“悠闲”。或者像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那篇《原初丰裕社会》提到的那样，美澳科学考察团在阿纳姆地（Arnhem　land）土著部落找到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并不努力工作，每人每天获取与准备食物的时间平均是四五个小时，没有人持续工作。生存的追求是高度闲歇性的；人们一旦获得够用的生活资料，就停止进行工作。　
—《发展的幻象》变迁，有时候会呈现这样一条曲线：比如说，法国某个小农场制作的一种羊奶酪，味道十分独特，星期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生意也出奇地好—但那可能是1886年的事情了。后来商家把它大量生产包装设计隆重推向超市，味道竟然就不那么好了。原来，在那个小农场生产着一种古怪的植物，羊吃了“那种”植物，才分泌出“那种”奶汁。当小农场变成圈地运动般的大农场之后，那种植物当然也就没有了。当人们自发性地变得“悠闲”起来（在此，时间并非来源于生产方式的产物），当人们开始寻找这种羊奶酪，就会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对个体差异性、原创性、想像力等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影响，就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慢板而严谨”的艺术，以及　“真正具有想像力的、精致的”的电影。　
这听上去似乎和水泥森林里的人性背道而驰，像一个乌托邦。然后，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个人的财富势必减少；有人会说，失去速度或者加速度的城市，势必失去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那么构成影像张力的那些东西，势必也会随之失去。没有对城市生活（电影）发生摧毁性的那些观念，又怎么会诞生建设性的观念呢？　
—假设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上述矛盾的前提下展开，那么，如果继续这种“快节奏”的肆虐，人们只看“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影”，而这种电影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产物，对待这种产物的方式，肯定会有一天人们不愿意花钱去电影院看它，甚至连购买它的录像带的欲望也随之降低，越来越低……那么投资商也会越来越少，那么甚至作为工业（在此并非专指作为艺术的电影）的电影怎么可能继续存在呢？　
电影，很可能会变成其他名词，比如“电脑电影”，虚拟出各种演员，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让“演员们”或者格斗对打，或者“做爱”。直到“影像”达到一种巅峰状态的麻木，人们坐在家中的椅子上，只有鼠标和键盘的机械重复性运动在默默进行。　　　　　
看不见的城市　　　
私有爱的城市　　　
醒来以后，我决定听一张唱片。如果我告诉你，我连听一张唱片都需要勇气，你一定会觉得我很脆弱……嗯，就算是吧！　
这张1997年的《春光乍泄》，放置到现在已经六年。这六年里面，我不知道他具体都在做些什么，只是偶尔会看到他主演的电影。　
那一天是2003年的愚人节。早上我就收到邀请，说是火线巴格达四日游，第一天到科威特参观伊科边境美军部署状况，品尝美国军队专用食品，晚宿边界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