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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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怎么爱我啊！”
　　她拿勺挖蛋，唠唠叨叨。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服，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块头巾。好久以来，卡琳在家里一直穿晨服。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她脸孔漂亮，身材略显丰满，它曾经非常刺激我。她的眼睛灰色，乜斜着，整张脸有些猫的样子。鼻子娇小，嘴也一样，嘴唇红艳艳的。卡琳眉毛修长，为此她非常骄傲。她的发型短短的，紧贴在头上。她三十八岁，但是脸上没有皱纹，一条也没有，额头上也没有，笑的时候眼角也没有。可是她很少笑，在我面前早就不笑了。常有人跟我讲，卡琳那有点像布娃娃的俊脸上没有一条皱纹。布娃娃也没有皱纹。卡琳比我年轻十岁，她花数小时化妆，往脸上搽膏脂，让它变得更滑润。她的一直这么年轻的脸和一直这么年轻的身体也非常叫她骄傲。她常去洗桑拿，一个按摩师每周来家里两趟。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在一幢非常安静漂亮的大楼里，每层楼只有两家租户。实际上这房子给两个人住太大了。里面有许多令我眷恋多年的东西，我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比如说我广泛收藏的画。那些珍贵的古董家具。那些大毯子。中国花瓶。客厅里的威尼斯镜子。客厅里的壁炉。橱柜里放着我从旅途中带回家的许多珍稀物品。我收藏的唱片和音响设备。我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墙直达到屋顶。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写字台。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雕细刻的高靠背椅。写字台上的东西：石头里的一只昆虫，是在科孕发现的。幸运神像，象牙雕刻，来自新加坡。一根曼德拉草，是在一座芬兰的森林里找到的。火奴鲁鲁附近太平洋里的一只贝壳。银色的高烛台。我们的美丽的英国餐具。我收藏的大量登喜路和萨维奈利烟斗。现在我不再吸烟斗，只抽香烟了。安装在一只柜子里的小酒吧。桌子上电话机旁的西西里亚的小马。它是那么花花绿绿，那么娇小，红色的马鬃，白色的丝绳，紫色的马鞍，用作马鬃和马尾的丝绒，以及许多叮当作响的小金属片。它拉着一辆双轮小车，这只玩具小马……
　　我们的客厅非常大。有一块地方高出两级台阶。我们将高出的那一块布置成了吃饭间。可折叠的桌子，椅子，罩着绿色和银色的布套。桌子可坐十二个人。只有我们俩时，卡琳只摆一个角。我们总是在这里吃早饭。我也曾经爱过这个早饭位置，像爱我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现在我什么都不再喜欢了，一切我都无所谓了。只有我的象和那只西西里亚的小马除外。我还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人家把它们从我身边拿走，我不会长时间地为它们伤心。我伤心另外的事情。没人能把这些东西从我身边拿走。可惜。
　　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Ru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Ru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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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女。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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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