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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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
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
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
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
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
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
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
是蓝色。
摘自黄金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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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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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与重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Zuo爱。就在那一
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
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
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
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
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
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
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
去。
2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
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
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
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
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
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
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
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
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
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
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
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
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
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
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
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
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
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
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
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
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
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
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
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
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
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
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
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
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
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
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
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要挖我们
的眼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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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
占了托马斯的祖国。
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
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
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
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
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
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
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
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
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
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
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
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
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
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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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认托马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
马斯接手。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马斯写自我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
从命。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管他从未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
宁可相信他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纷纷作出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
归结为基本两大类: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
当局公开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做(当然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些人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
的笑,正象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
们有着共同感情,一种类乎友爱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又因为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