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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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何田田。

东边一钩残月渐渐升起，透过云层的缝隙把清冷的月光洒在地上，白菂河的山山水水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惨白之中，头上传来数声大雁的悲鸣，一股强烈的离情别绪袭上心头。

这一刻，只有悲凉的月光映照着他们，只有凄厉的北风横扫过他们身躯的呼啸。

萍水姻缘成一梦，这就是这对苦命恋人的新婚之夜。

没有盛装的嘉宾，没有欢庆的喜宴，没有亲朋的祝福，没有温馨的红烛，什么也没有，只有天边飞鸿的哀鸣……

有分教：

乱世生涯浑如梦，霜天凝恨话凄凉。

天边几羽萧萧雁，嘹唳数声也断肠。

正是：也曾愿当个普罗米修斯，不曾想做了穆拉维约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0。…第六十回　苍髯老贼挥手黑幕开启

第六十回

苍髯老贼挥手黑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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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红州地委小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地委常委以外，还有地区公安处处长文重、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汪学勤列席会议。

会议室里生着几盆红红的木炭火盆，在这肃杀的严冬里显得格外温暖惬意。桌上摆着几个果盘，里面放着一些橙红色的川桔，鹅黄色的天津鸭梨和粉红色的国光苹果，每人面前的小碟子里都有花生、瓜子之类的小吃。屋子里烟雾缭绕，人们不经意地嗑着瓜子，喝着茶水，会议的气氛极为轻松。然而会场外则由独立连的士兵把守，外人一概不得进入，连原来的服务员也一律逐出，这表明此次会议极为机密。

地委书记古良才正腆着大肚子在讲话：“同志们，自从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以来已经八十天了。在这八十天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围歼四人帮帮派分子的战役。在武汉市，以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明、董明会、谢望春、张立国为首的大小造反派头头已经被捕。我们红州地区也把古学范、王石泰、俞一方、肖国雄、封延龄和姜军等参加西山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这才是真正的大好！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解决以郎超雄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哎，你们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带个耳朵听就行了，今天的会要开得轻松一点，不能老是像批判会那样严肃，是不是？”他的语气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这几句话引得会场上一片笑声，气氛也更加轻松。

他把手上的烟蒂扔掉又点上一支，神态自若地继续说道：“自七五年七月公安机关秘密逮捕了石庵村、辛建以后，又将郎超雄、叶一彪、柳六一、章子野陆续抓获。还有的人是在单位里办学习班，至今尚未归案，比如说设备厂的铁戈就是一个。这个人自始至终拒不低头认罪，气焰极为嚣张，并私自从学习班外逃，四处上访告状，大闹地区公安处，回厂后在学习班绝食四天四夜，向党示威。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没有抓的人一律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有的人是很有看法的。我们有些同志认为郎超雄等人最多不过是红卫兵、造反派，不是反革命。如果照这个逻辑推理四人帮也不算是反革命，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辽宁的毛远新、武汉的夏、朱、胡、董、谢、张都不是反革命。那么党中央、华主席逮捕四人帮不仅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宫廷政变！同志们哪，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是对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任何对于造反派的心慈手软都是姑息养奸！大家细细地想一想，在我们国家有谁能把我们这些老干部整得死去活来？不是美帝不是苏修不是日本鬼子也不是国民党，而是红卫兵、造反派，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要把问题提到这个高度来认识，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说到这里，古良才瞟了中院院长汪学勤一眼，语气里颇有点愤愤然的味道：“大家都知道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东郭先生对狼的仁慈差点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能做现代的东郭先生。毛主席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战争年代我们对国民党是如此，现在对郎超雄这伙人也应如此。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处处跟地委对着干，一会儿是反复旧，一会儿又是反潮流，把个红州城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他们上窜下跳，和四人帮遥相呼应，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竭尽全力充当马前卒，他们就是四人帮在红州地区的黑干将、黑爪牙，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汪院长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面无表情，在如此温暖的会议室里他的脑门上却沁出密密麻麻的冷汗，他当然明白古良才说的就是他。

接着红州地区副专员、地区政法委书记柳国夫讲话。

柳国夫原是地区公安处长，去年因办理郎超雄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有功而升任副专员兼地区政法委书记。他一直认为郎超雄等人是反革命，或者说这些人即使不是反革命我也要把你当反革命来办，我就是要把你关起来，你又其奈我何？

汪院长则是从法律角度看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反革命案件，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郎超雄等人一无组织名称，二无组织形式，三无组织纲领，四无行动计划，五无联系方式，他们只是一些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年轻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议论国家大事，可能有一些观点不符合官方的意思，但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更不是反革命集团。为了这个案子，他和县法院院长董增财曾多次交换意见，并将此案所有材料送至省高院，请高院的同行帮忙定谳。高院的同行们也认为此案不能定为反革命案，汪院长把高院的意见向古良才作了汇报，却不料惹得古良才暴跳如雷，指责他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

汪院长是河北人，参加革命前在保定师范读书。日寇侵入华北，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后来又上了抗大，肚子里颇有些墨水。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昧着良心做人做事，这是他为人的一贯准则。他常说法官手中那支笔轻易不能动，一旦动起来轻则让人失去自由，重则要人性命，所以法官也要讲稳准狠，狠字一定要落实到准字上。只有这样才能最有力地打击那些犯罪分子，否则将会殃及无辜，这是他一贯的原则。古良才刚才的讲话表明了地委对这个案子最后的态度，地委书记真是一言九鼎啊。

柳国夫正在讲话：“……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证据和古书记的指示，可以认定郎超雄等人是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以辛建家为据点，打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

柳国夫此言一出，汪院长为之一震：“这话明显不符合逻辑。既然没有组织形式，怎么又会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呢？这不成了胡风案件的翻版么？”

柳国夫继续说道：“地、县法院一直为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的名称大伤脑筋，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关于他们的组织名称问题有很多先例可循嘛。比如说建国初期的胡风反党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们自己也没有给自己取一个名称嘛。除了美帝、苏修、国民党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以外，谁敢这么说？我们看问题要看它的本质，至于名称问题大可不必伤脑筋。他们在通信结尾处总是要写一句‘致以继续革命的敬礼’，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可以定名为‘继续革命派反革命阴谋集团’，或者干脆不要什么名称，绕过去，就叫它反革命阴谋集团也行。把这些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骨干判了就是了，不必拘泥于形式。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看古书记和在座的同志们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与会者一致赞成这个意见。

古良才赞许道：“到底是老公安，脑子转得就是快。汪院长，你不是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吗？看看，柳书记帮你解决了。现在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快刀斩乱麻的魄力，拖拖拉拉像个小脚女人还怎么干革命？过去造反派整我们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不能让郎超雄这些人继续逍遥法外，一定要从重从快。把这些人都判了，对于全地区的揭批查运动是极大的一个推动，对那些心存幻想的帮派分子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汪院长此时在心里充满了抵触情绪：“如果反革命集团的名称不是由反革命们自己取名，而是由地委来决定，那么地委是否也应该作为这个集团的上级或其中的一部分呢？”

他自南下以来就在政法战线上工作，并且是红州地区中院第三任院长，从来不曾见过反革命集团的名称是由地委决定的，真是咄咄怪事，但他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他记得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柳国夫通知文重和他到地区政法委商量给郎超雄等人定案的事。到那儿一看文重已经先到了，正和柳国夫说话。

柳国夫热情地招呼道：“快坐。”又亲自给他沏了杯茶。

“最近忙吧？”

汪学勤淡淡一笑：“能不忙吗？这四人帮都垮台了，手上那么多文革的积案等着办呐，底下各县法院都在请示文革案件应该怎么处理。”

柳国夫呵呵一笑：“汪院长，这话问得太迂腐了。怎么处理这还用问吗？抓！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头头统统抓起来，先关进看守所，然后再搞材料，等材料一到手就判。这些造反派在文革中干了多少坏事，那材料还不一抓一大把？这事文处长办得比你快多了，各县公安局都在抓人。”

汪院长说：“他那边好办，抓错了再放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