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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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番话铁戈如同五雷轰顶一般，颓然坐在床沿上。从昨天收到左子海的信那一刻起直到现在，铁戈把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最容易被人戴上的帽子——反革命，看来何田田的话应验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分子，他认为反革命离他远得很，都关在大牢里，遥不可及。然而当“反革命”这三个字一旦和自己联系上，那真是甩也甩不掉的活生生的魔鬼。
列位看官，那时在中国谁要是和反革命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这个人余下的生命就算彻底完了，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刘少奇、陶铸、贺龙和“反革命”沾上边都整死了，林彪和“反革命”沾上了，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手下的黄、吴、李、邱，过去都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上将、中将，不都抓了吗？和林彪有牵连的人一倒一大片，给毛泽东当了三十一年秘书的陈伯达也因为这个罪名被打倒了，那可都是些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封疆大吏、政治局常委甚至是党的副主席呀！像铁戈这种小小老百姓，沾上了这三个可怕的字后果可想而知。
童国兵对曾流使了个眼色，曾流马上接着发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铁戈，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们那伙人大量的材料，我们也已经掌握的很多情况但不能说，今天只告诉你一点，你在红州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光成立了反革命组织，而且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很长时间的联系，你还蒙在鼓里呢。现在你不反戈一击积极主动揭发他们，你就越陷越深！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一定要争取主动，向组织上靠拢，求得宽大处理。你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那我们也没办法。不过你今年才二十一岁，年纪还太小，你顽抗下去对你和你的家庭有什么好处？积极检举揭发你的那些同伙才是你的唯一出路。你不要心存侥幸，你们那些人说的话做的事你不交代人家要交代，等别人先交代你就被动了，倒不如自己掌握主动，竹筒倒豆子来个痛快的。组织上现在是帮你洗手洗脚，洗干净了也好早点回车间上班。我就说这些，何去何从你要考虑清楚。”说完他和童国兵意味深长地对了一下眼神。
其他人也都发了言，大致上都是一个意思，有假心假意的劝导，也有色声俱厉的威胁。这就是文革期间惯用的剥笋政策，最开始是宣讲政策进行攻心战，消除你的思想顾虑，然后给你一点虚假的希望，就如同落水的人看见一根稻草也要死死抓住一样，第三步就是榨取他们所想要的材料，最后则是把受害者置于死地。这种方法对一个人或一群人都极为有效，屡试不爽，先剥掉第一层叶子，然后是第二层第三层，剥到最后你只能乖乖就范。
待众人发完言后，童国兵又加重语气说：“现在学习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说完便开始念这篇文章。
列位看官，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是文革期间办学习班的必要程序，实际上是敦促被办学习班的人投降，早日交代问题。
铁戈并没有住过学习班，也不知道要走这个过场，心里暗想：“老子又不是国民党的将军，学这东西有什么用？督促我投降，我有什么问题？”
自己没有问题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曾流刚才说的话一下子把他打懵了。那意思很明显：第一、郎超雄等人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第二、郎超雄等人和外地的反革命集团还有联系，恰恰是第二点印证了第一点。如果单说郎超雄等人成立了反革命组织，铁戈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如今已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这不就证明郎超雄他们确实成立了反革命组织吗？据铁戈所知反革命不会和普通人联系，只有反革命之间才会产生联系，他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这样。
铁戈在心里骂道：“郎超雄啊，你他妈害死人哪！我这二十一年清白的名声毁在你的手上了，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哪！”
在那个年代宁可得绝症也不能和反革命沾上边，如今可倒好，无缘无故的和反革命挂上了钩，而且还是集团案子，这才是最要命的事。
铁戈脑子里如同一团乱麻，心脏“突突”地乱跳，耳朵“嘤嘤”地耳鸣，大脑一阵阵发蒙，手心里满是汗水，把拿在手上的《毛泽东选集》都弄湿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直到童国兵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完了，他还没回过神来。
接着童国兵便组织学习班的人对铁戈展开批斗，学习班的九个人又开始对他大张撘伐，无非是说铁戈已经滑到反革命深渊的边沿，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挽救，如果再不猛醒，不和反革命组织划清界限，不主动揭发同伙，最后就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陈词滥调，就像东北话里说的癞蛤蟆跳到脚上——不咬人但很咯应人。
这个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铁戈曾几次试图说明真实情况，但每一次还没说上两句就被那些人劈头盖脑的批判堵了回去，他毫无办法只能保持沉默。
列位看官，凡是经历过学习班的人都知道，当一个人失去了话语权的时候只能任由别人向自己泼污水，扣屎盆子。被办学习班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你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沉默沉默再沉默，只能听任别人指鹿为马，无限上纲。铁戈此时记起了在中南海里批斗刘少奇的纪录影片。刘少奇当时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不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起码我还是国家公民，我还有言论自由。但是那些批斗他的人却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打他，白发苍苍的刘少奇这时也只能任人批判，毫无反抗的余地。
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通知毛泽东去开会，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我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党员，我也有发言权。”只不过以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想怎么说，想说什么都是言者无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仅对他一人有效，其他任何中国人想都别想。而刘少奇被批斗时则只能缄口不言，最后凄然下台命丧开封。连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尚且都不能为自己申辩，一个小小的铁戈又能怎么样？
学习班里的批判会有一个绝招，那就是并不把陷入笼中的人一下子整死，而是留下一点虚假的希望，让你觉得前面还有一丝“光明”，只要你跟着这“光明”走，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受害者的口供用以定罪，在这个人没有交代其“罪行”时办案人员一般是没法定罪的，这时就要向受害者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逼取口供，等到他们拿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再来最后致命的一击。（当然对于那些顽强抵抗的死硬分子还会施以残酷的肉刑，而文革时期专案人员想出来的私刑真是千奇百怪，有很多私刑连军统特务都没想到过，这一招是促使被办学习班的人放弃抵抗最有效的一招）。这种方法在文革期间屡试不爽，十分灵验。任何一个进了学习班的人，他最后的底线就是企图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除此以外任何东西包括生命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多少人宁可自杀也不愿玷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只能拼命交代所谓的问题以求得宽大处理，然而恰恰是这种想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批斗会结束后童国兵把一摞信纸放在桌上，布置铁戈写交代材料。
铁戈问：“交代什么？”
“先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交代。”
铁戈说：“批林批孔所有的大字报政治处派人抄有底稿，还交代什么？”
童国兵厉声喝道：“组织上叫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哪那么多废话！你记一下交代提纲：你们是怎样策划查封政治处的？怎样策划到地委古书记办公室上访的？都有哪些人参加？谁最先提出来的？批林批孔时你们开过什么会？厂里有哪些人参加过你们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什么人发过言？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什么决议？都必须一一交代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的政治生命包括你的家人的政治前途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没有人能救你，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原来是这些事，铁戈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于是他先抽了根烟，然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写交代材料。这对于铁戈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他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全厂干部工人有目共睹的，无所谓秘密可言，更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况且批林批孔的事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一点最最重要，所以他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他还暗暗好笑，就这些事你就是叫我写一百年我也不怕。殊不知这只是一个程序，一个幌子，一种方法，而且这时学习班并没有任何关于铁戈的材料，他们要铁戈交代批林批孔的事，一是想弄清蔡光军、陈达等人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在等红州那边的交代材料，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铁戈到底有什么问题。铁戈到底是太单纯了，他没有经历过学习班，不知道学习班的厉害，又把政治斗争想得太简单，几个月后等他慢慢想明白了才暗暗懊悔不已，可那时已经晚了。
![[鲛人]少年苏蒙的婚恋史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72/72018.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