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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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党委对批林批孔运动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否还要用这种读报的形式敷衍这次运动？厂党委究竟有什么具体部署？我厂是七零年组建的新厂，新厂有没有阶级斗争？在运动中除了批判林彪孔老二以外，怎样联系我厂的实际情况？”

王为仁本想照本宣科一番然后走人，蔡光君提出这几个问题让他措手不及。

电机车间代表蒋平也站起来质问：“省委领导三·三零讲话报纸上有，我们自己会看。孔丘杀少正卯的故事全国都知道，不劳王主任亲自宣读。我们要质问厂党委，全国各地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我们厂为什么却是冷冷清清，时至今日我们才开始学三·三零讲话，厂党委究竟是何居心？”

这两人一发言，使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铁戈听到“是何居心”时笑了起来，诸如“居心叵测”、“居心何在”之类的词汇在文革中早已滥觞，无论是大字报还是批判稿这类词汇已成俗套，现在听到了仿佛又回到文革时代，所以忍不住笑了。

慌乱中王为仁答复道：“我代表厂党委欢迎大家提意见，对于蔡光君、蒋平提出的问题我要请示李书记。关于新厂有没有阶级斗争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答复大家，新厂也有阶级斗争。原水校留用人员竺彬一直贼心不死，为他当伪保长的父亲翻案，他自五二年从朝鲜回国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哪一年不写申诉不上访，哪怕是在文革中他仍然是翻案不止。这是个典型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家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在我厂的反映？”

王为仁说这番话时那神态义愤填膺，那语气铿锵有力，大有与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气概。

话音未落蔡光君又站起来发表意见：“刚才王主任说到竺彬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五二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竺彬为其父翻案从武汉一直到北京，上面的大干部都没有给他定性，我们又怎么能搞出个结果？竺斌为其父翻案从武汉一直到北京，上面的大干部都没有给他定性，我们又怎么能搞出个结果？他的问题也许是真有冤情，有冤就要诉，你凭什么不准人家伸冤？况且竺彬即使有问题也只是个人问题，他就算有问题充其量是个死老虎，我们搞运动不是为了搞竺彬一个人。你指使我们搞竺彬，实际上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巷，转移斗争矛头，这是文革中的老套路。我们现在注意的是厂党委在这次运动中的态度，而不是竺彬这个人的家庭琐事。”

蔡光君一九五八年参加工作，原在省水利厅下属一个厂当工人，文革期间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铁戈不清楚。但蔡光君经历过文革时期最动荡的阶段，见证过武汉文革的血雨腥风则是不容置疑的。在所有参加这次学习班的人中就他年纪最大见识最广，说话也最有分量。经他这么一说全场再次一片哗然，众人纷纷起来质问王为仁，提出各种问题要他答复。

王为仁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并且是巴水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巴水革联”下属一个战斗队的头目。文革中他曾在一次批斗水库管理处李处长时当众狠狠打了这位二野南下的老干部，以此来表现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而这位老处长的儿子李泽辉却投靠了他，并当上了保卫科长，这成了全厂最为人不齿的话题之一。

尽管王为仁曾是文革的造反派头目曾经无数次批斗过别人，但今天与批林批孔中新起来的反潮流战士一交手却不是对手，遂只能一遍遍解释众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但他又不敢把党委书记李麻子端出来，所以支支吾吾答复不出，结果是越描越黑。

这种场面铁戈在文革中见过多次，大的如揪斗省委副书记敬轶、批判地委书记史臣和行署专员古良才，小的如批斗黑五类和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面对众人的质问和批判把问题讲清楚，因为不准被批斗人的申辩。铁戈今天本来是抱着应付差事的态度来开会，并没想把这事当正事去干。看到王为仁狼狈不堪穷于应对的样子他觉得好笑，也觉得好玩，就像看一场闹剧一样，主角配角甲方乙方都很滑稽。

列位看官，搞政治运动和打仗不一样，打仗时两军对垒清楚地知道敌人是谁，而文革和批林批孔则说不清谁是敌人。因为你认为是敌人的人，昨天被打倒靠边站了，今天上面一纸文书或者一句话，这人立马官复原职，甚至加官进爵，日子照样过得滋润。而昨天还腆着大肚子在大会上趾高气扬讲话的人，一觉醒来已是阶下之囚。所有的人效忠的都是同一个领袖，都指责对方是阶级敌人，都在起劲地口诛笔伐，可说不定第二天自己就成了阶级敌人被别人愤怒申讨，批判斗争，判刑坐牢。

总之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然而里面却浸透了恐怖的血腥味，到处陷阱密布，到处荆棘丛生。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即使曾经有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人也可以化敌为友，飞盏流觞。同样是为了利益，原来的盟友顷刻间便刀剑相向反目成仇。利益决定着人们的结盟与背离，一会儿割头换颈，一会儿狗脸生毛，一会儿推杯换盏，一会而大打出手。嘴里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桌上谈判，桌下使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阴招频出，不一而足。这种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并非只是基层独有的现象，从中央到基层，从军队到地方统统如此概莫能外。全国人民十分认真严肃地集体上演着一场旷古未有的荒诞剧。

面对众人严厉地质问王为仁，铁戈只觉得又看了一次文革中早已消失的片段，怪有味的。但他并不想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所以他只是坐着抽烟，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另一个没有讲话的人是生产科的总调度陈达，他原是铸造连的副连长，和铁戈关系一直挺好。

有分教：

二月京畿卷怒涛，华中呼起大风潮。

列营吹角烟尘暗，胜负由天亦自豪。

正是：二次文革轰轰烈烈，各路人物纷纷登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7。…第四十七回　旧事重提父子同为黄埔将军

第四十七回

旧事重提父子同为黄埔将军

揭竿而起干群皆是造反战友

书接上回。

话说陈达之所以能到设备厂来还有些故事。

这个陈达身高只有一米六八，五八年参军，六五年第一批出国援越抗美，在战场上立了三次二等功，十三次三等功。他最辉煌的一次战绩是他的排长带着他和一名报话员潜伏到十七度线以南抓俘虏。他们潜伏七天七夜，好不容易抓了一个南越伪军却被排长夹死了，不得已又重新回去。但时间不等人，于是三人一商量决定摸进敌人军营，来一个虎口夺食。这次是排长和陈达进去，报话员在外接应。排长摸进敌营，陈达在外观察，忽听屋里传出打斗声，陈达赶紧冲进去，一看排长一对二，背后一个伪军举起匕首正从后面偷袭排长，陈达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抓住对方拿着匕首的右手手腕，右肘紧跟着猛击对方的喉咙把那人打昏了，这一次不但抓回了俘虏，救了他的排长，他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右手腕留下一条长长的伤疤，为此他第一次荣立二等功。六九年底他复员回到红州，本来已分到十堰二汽上班，临走前他的一个战友带他到设备厂第一任党委书记林书记家聊天。

这位林书记原是李先念五师的手枪队队长，解放后出任红州县首任公安局局长，现在要他组建设备厂是地委想把他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林书记为人忠厚老实，别看他当过公安局长，实际上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头。

闲谈中得知陈达是陈东平的儿子时他笑道：“我在五师时和你父亲打过交道，虽说他是国民党的中将，但有一点和我们一样，他是反蒋的，被蒋介石通缉过。”

陈达笑道：“到底是老公安局长，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你都记得，是有这回事。老蒋通缉我父亲后，他就跑到第九战区司令陈诚那里谋了个事做，他原来叫陈东平，为了避嫌改名陈中平。陈诚和我父亲是黄埔校友，陈诚是一期，我父亲是二期，所以陈诚让他做了幕僚，实际上是只拿银子不做事，我们一家就靠这些钱过日子。你和我父亲打交道应该是抗战期间国共二次合作时的事，那时家父正被老蒋通缉跑回红州在家躲了一段时间。”

“你好像还有个大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师长吧？”林书记又问道。

“那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九四七年升任国民党青年军少将师长，他也是黄埔生。”

“哈哈，不简单哪，父子同校，都是将军，你们陈家真能出人才。这样吧，你不要到二汽去，就到我的厂上班。”

就这样陈达来到白菂河设备厂，担任铸造连的副连长，而且和铁戈关系特别好。

陈达在越南打美国人时正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进之日，对于国内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破旧立新、靠边站、入另册、砸烂、炮轰、火烧、油炸之类的新名词十分陌生，更不知道国内文革中著名的大武斗、大事件。文革对这些援越抗美的军人来说好像是外国发生的事，至多只能道听途说一些零星的事，而他们听到的新闻其实早已是过时的旧闻。至于文革具体是怎么搞的，无论他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难想出来，所以陈达也是带耳朵来听而没发言。

晚饭时铁戈照例是在球场的看台上和大家边吃边聊，陈达挤到他身边聊起来。

陈达问：“铁戈，文化大革命你参加了没有？”

铁戈笑道：“文化大革命发动是一九六六年，运动开始没几天我就小学毕业了。因为我没有考上初中所以不是在校生，不是在校生是不可能参加红卫兵的。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机关干部更不是农民，没有任何组织会接受一个无业少年，所以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看到听到了不少事。而且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参加了运动，起码比你这个援越抗美的老兵知道得还是多一点。”

陈达继续问道：“我们在国外打仗时多少也听说了国内一些事，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