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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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龄发现他再也不带老山包的孩子们到处惹是生非，觉得很奇怪，便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现在每天都在辛建家里看书。
汪寿龄听了以后极为高兴，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公总是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铁戈，男人就应该多读书，将来才能建功立业，像你以前那样疯玩能有什么出息？你爸爸打你都是为你好，还不是要你好好学点东西，长大了也好成家立业。”
铁戈得到妈妈的支持，更加疯狂地看书，读书给了他向上进取的精神力量，那时他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小时的书。后来他说，那一段时间是他看书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
应该说在那个横扫知识的年代里，能够有时间读到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是极为罕见的。
话说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起，红州地区的红卫兵、造反派就倒了血霉。
古学范、肖国雄、姜军和封老大等人，都被工宣队“请”进了“五不准”学习班。
这种学习班对于姜军来说虽然是第一次，但他有过一次坐牢经历，有了坐牢这碗“酒”垫底，学习班在他眼里根本不在话下，他采取的对策就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遇事就顶。
他在学习班里大吵大闹：“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跟着毛主席造反有什么罪？老子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办学习班？你们说我错了我就错了？就算我错了那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又不是反革命，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是夏天，算账要等到秋后呢！”
学习班那些人要他交代文革中发生的事，比如怎样策划楸斗领导干部，怎样策划武斗，谁在里面起了主要作用等等，他就说不知道或者是搞忘了，软磨硬抗就是不交代问题。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的态度极其强硬，因为他只有十四岁又是在校初中生，所以办了一阵子学习班又把他放回去上学了。
话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的重要问题》的社论，社论说：“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的，或者只是形式上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当时那些三结合革委会里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对靠造反起家的人普遍都很反感，造反派感到普遍受压。当权派最可怕、最毒辣、最阴险的一招，则是通过“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整党”和“清队”等一系列“斗、批、改运动”，制造大量冤案、假案，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政治上的对手投进监狱，彻底清除掉。
有了这篇社论的指引和鼓动，首先是山东的王效禹（原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央委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继而又引发了湖北、四川、安徽、陕西、浙江等地的反复旧运动。“钢工总”的智囊人物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的提法和王效禹的文章，便到了山东取经。联系到武汉造反派目前十分艰难的处境，实质是复旧和反复旧、复辟和反复辟、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他认为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在舆论宣传上竭力使造反派妖魔化，通过办“五不准”学习班的办法，把造反派从权力机构中剔出去，然后又用扩大革委会代表的数量的阴招，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这就使得造反派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从而更加无所作为。
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大中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已离开武汉，有的分配工作，有的下放农村，钢新两派的工人造反派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反文革派亦即军人执政者，胡厚民由此认为必须团结“新派”一起进行反复旧，为此作了很多工作。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在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红州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是郎超雄具体领导和指挥的，当时红州地区的造反派头头们基本上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地委把地直单位的干部统统迁到麻埠县大山里的五七干校去搞斗批改。红州地区的反复旧运动实际上是由郎超雄这个外来人组织实施的，他把红州地区的所有学校的学生都调动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要求地区革委会主任史臣、副主任古良才出来和他们对话，姜军、柳六一、章子野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这次短命的运动。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以此显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他所说的：“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的愿望。
然而此时爆发的反复旧运动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它破坏了毛泽东苦心经营的“大好”局面，因此全国一些省份的“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共高层的强烈关注。为了解决湖北的反复旧问题，周恩来通知武汉市参加省一级革委会常委以上的造反派头头到北京办学习班，周恩来五次接见了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了“五二七指示”，压迫武汉造反派就范，此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再也没有大的行动。
武汉市“反复旧”运动无果而终，红州和全省的“反复旧”运动跟着就此偃旗息鼓了。
话说郎超雄一九六三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再加上学习又十分刻苦是系里的尖子生。而且他博览群书，对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算得上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
文革期间他是第一个在学校张贴工作组大字报的人，受压最早最厉害，所以造反也最坚决。
他与华师的教务长陶军是忘年交，这位教务长早年曾与著名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在《解放日报》共过事，因此文革初期即被工作组抛出来作为黑线人物打倒，所以他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从内心来说是坚决支持的，他与郎超雄成为忘年交完全是因为前者激赏后者的才气。
一九六八年秋郎超雄被分配到红州县附近农村的白湖中学，担任数学和历史老师。因为姜军和郎超雄在文革初期就认识，十分推崇郎超雄，他俩经常彻夜长谈，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并把辛建、铁戈等人介绍给郎超雄。
一天下午姜军买了些菜，请郎超雄在辛建家吃饭，同时也邀请铁戈作陪。
酒席就摆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四个人各据一方，边吃边谈。
酒酣耳热之际，姜军提议道：“郎老师，铁戈的嗓子特别好，让他唱几首歌，助助酒兴如何？”
“好啊！”郎超雄欣然同意。
铁戈也不推辞，问道：“郎老师想听什么歌？”
“你会唱什么歌？”郎超雄反问道。
辛建介绍道：“六六年他就考上了地区文工团，会唱的歌多得很。”
“会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的歌吗？”郎超雄问道。
铁戈马上亮开嗓子把他最拿手的《三套车》唱了一遍。
一曲歌罢，郎超雄击节赞叹道：“典型的男中音，浑厚深沉，很有专业演员的味道。会不会唱中国的古代诗词？我还是偏爱中国的古典文学。”
铁戈接着又唱了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钗头凤》以及《阳关三叠》和《苏武牧羊》。
郎超雄很舒适地靠在藤椅上，半闭着眼睛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食指和中指和着节拍轻叩桌面，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
铁戈唱罢，郎超雄连声赞道：“天籁之音，天籁之音啊！古人说‘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今天领教了。来，我敬你一杯酒，就凭这美妙动听的歌声也该浮一大白。”
说得姜军和辛建大笑起来。
四个人一边慢慢喝着酒，一边闲聊，谈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东西。郎超雄本来就十分健谈，再加上喝了点酒，兴味盎然，谈锋甚健。
他正襟危坐，说道：“我最喜欢岳飞的《满江红》，真是写绝了，写得悲壮沉雄，堪称千古绝唱。有学者考证说这是后人伪托岳飞所作，我不这样认为。这首词写得雄浑豪放，虽苏辛派词人也难比肩，更非常人所能企及。没有那样的经历怎么可能写得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词？选择《满江红》这样的词牌，必须用仄声韵，唱起来才能响遏行云，不如此，岳飞胸中块垒岂能一吐为快？刚才铁戈唱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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