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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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敌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打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从一九六七年春到一九六八年夏各省的武斗愈演愈烈，武斗好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从省会城市蔓延到地县一级的中小城市，而且武器由棍棒、长矛、菜刀、石灰瓶这些冷兵器发展到步枪机枪冲锋枪等轻武器，最后又发展到迫击炮、大口径榴弹炮、坦克、军舰，称之为全面内战毫不为过。各派武装力量对中央的三令五申均当成耳边风，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不论哪一派都自认为是革命左派，是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的，并且背后都有某些政治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
列位看官，历史真相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时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这实际上承认枪是中央让发的。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要把魔鬼再放回去殊非易事。
此时在各地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造成无法通车。他们还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部队，哄抢援越抗美战略物资，仅在柳州就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六月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他们仍拒不执行。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以严厉的措词责成两派立即停止上述行为，并且指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这就是著名的《七三布告》。但是，一些省市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各地武斗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通令》。
《通令》规定：“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通令》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同“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商讨对策后，决定抵抗还击，结果致使工宣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被打死，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工宣队是毛泽东决定向清华派出的，红卫兵竟然敢打工宣队，这使他极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谈话持续了五小时。谈话后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代表进行传达，各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到了八月底，工宣队进驻北京全部五十九所高等院校。
千字有头，万字有尾。
话说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预见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倒台已成必然趋势，一月二日毛泽东又发出最高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提“走资派”，而是老调重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他所指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其实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曾经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
上海一月夺权后，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夺权斗争风起云涌，满以为可以掌权了。却不料毛泽东另有如意算盘：全国实行军管，搞三支两军，他的意图很明显，支持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但不让他们真正掌权，让军队把权再夺走，于是军队堂而皇之把红卫兵、造反派拼死血战了半年才拿到手的大印“接收”了。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升级，基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促使他下决心要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发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法，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漏网右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北京的红卫兵已经交枪，下面各省市的交枪势在必行。面对突变的政治形势，战校内部对于是否交枪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此八月底沈冲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会上陈治军首先发言：“中央六七年有《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六八年又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通令》，现在又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蒯大富他们那样厉害的角色尚且顶不住，我们又能怎样？现在有人说我们是抢枪乱军，这个罪名谁担得了？”
王白毛也说：“交枪是迟早的事，晚交不如早交。听说县机械厂昨天把枪都上交了，‘县总司’也准备交枪。”
姜军则持反对意见：“谁抢枪乱军了？我们手里的枪是军分区发的，怎么现在变成抢枪了？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别他妈死还没死先把腿伸起来，老子还就不信那个邪。交枪？交枪就是投降！《水浒》大家都看过吧，宋江投降后接受朝廷招安，结果怎么样？自己死球了不说，还连累了李逵、花荣这些忠心耿耿的弟兄们……”
陈治军打断他的话：“交枪是中央的命令，毛主席圈阅了，谁敢硬顶？而且我们也不是宋江那样的山大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这叫服从大局。”
姜军反唇相讥道：“武装左派是谁圈阅的？我们手里的枪是谁发的？我们帮他打倒了刘少奇，手上的印把子还没捂热就叫当兵的拿去了。去年上面叫武装左派，全国到处发枪，现在倒好又说我们抢枪乱军一句话就把枪收回去，我们手里的枪那一支是抢来的？我想不通。”
沈冲从内心也是反对交枪的，但他考虑问题比较细：“姜军我问你，如果不交枪你考虑到后果没有？我们不是军队，不可能长久掌握武器。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央三令五申交枪，北京的五大领袖都顶不住，我们一个小小的战校顶得住吗？说心里话我也不愿意交枪，可是我们手里有枪又能怎样？还有，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现在不是解放前可以武装割据，我们这几条枪又能顶多大事？搞得不好有人会借这个口实整我们，到头来大家都要遭殃，所以我同意交枪。”
姜军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高声叫道：“老子把枪烧了也不交出去！我得不到他们也别想得到。”
大家伙本来心里就不痛快，只这一句话引发了许多人的强烈共鸣：“对，烧了也不交！”
“妈的，上面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要那样，老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绝不交枪！你不是要我们没有武器吗，烧了枪就证明我们手里没有武器，我看他们还能怎么样？”
“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把枪烧了，我得不到你也得不到。“
姜军对沈冲说：“沈哥，烧吧，只要我们没有枪，也算是执行了《七二四通令》。”
沈冲问陈治军、王白毛：“你们是怎么想的？”
陈治军幽幽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交枪，交枪真的是一种耻辱。”
王白毛无可奈何地说：“我看烧抢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反正大家都得不到，张飞杀岳飞——无飞（非）是无飞（非）。”
沈冲想了想毅然决然地说道：“烧抢！烧了也不交出去。出了问题我负责。”
陈治军却说：“不行，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不能要你一个人负责，我们都有责任。”
姜军说道：“对，这事大家负责，大不了一死。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
姜军出了会场拿起自己的冲锋枪对着天空扣动扳机，一梭子弹带着满腔怒火飞出枪膛，然后把枪狠狠地掼在地上。其他人也学着姜军的样子疯狂地朝天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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