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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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一彪不以为然地说：“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时也是个英雄好汉呢，我不过只是引用‘从容作楚囚’这一句来形容我们目前的惨状而已，有什么不妥？”

郎超雄却说：“倒不如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更贴切。”

铁戈笑道：“郎老师说得对，你看着周围的人看我们的眼光就像看贼似的，这才符合老子们现在的实际情况。”

说话间已经到了客运站，一个班长去买票，黄方解开了捆人的麻绳，看着这五个人。铁戈吩咐柳六一、叶一彪到车顶上去码放行李，他刚进来，个子又高还有把力气，就将所有的行李都举上去。

上了车，黄方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各位，是不是捆一下？”

铁戈抢着说：“捆什么捆？你还怕我们跑了不成？说老实话你现在就是放我走我也不走，我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怎么走？又能走到哪里去？”

黄方笑道：“各位都自觉点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就行了，要是刑事犯我非把你们都捆起来不可，你们这些书生就算了。”

郎超雄说道：“二位放心，不会让你们为难。”

车上的乘客知道这群人的身份以后统统侧目而视，缄口不言，噤若寒蝉，一路上这些乘客没有一个说一句话。

铁戈倒是无所顾忌，拿出“游泳”的烟给了一根叶一彪，自己也点上一根，美美的抽起来。谁知叶一彪刚抽了几口突然干呕起来，看样子十分难受。

黄方忙问：“怎么回事？”

铁戈答道：“他有一年多没抽烟，大概是醉烟了，过一下就会好的。”

铁戈也曾醉过烟，就是尼古丁中毒，的确很难受。

一路上铁戈再没有过多讲话，两眼死死地盯着窗外，仿佛要把这外面的世界统统装进心里。

过了长江，到了江南。斜风细雨，薄氲濛濛。

一个放牛的老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手拿竹条，任牛儿在野地里自由自在地吃草，自己则不远不近悠然地跟在牛的后面。这画面颇有点古意，只是那老头脚上穿着一双浅口胶鞋而不是草鞋，破坏了这古意盎然的意境。尽管这老头穿得很破，但他有一种东西是铁戈他们所没有的，那就是自由。

车窗没有任何栏杆，窗外就是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不到两寸的距离，对于这些被押赴监狱的囚徒来说却是一个离得最近也是最远的距离，铁戈这才知道什么叫咫尺天涯。他忽然想起一个成语：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知道雷池在哪儿，但他知道如今他的自由在雷池的那一边，十年之内他是到不了雷池那边的。

铁戈把手伸出窗外但却抓不住这窗外的自由，只有冰冷的雨点无情地抽打着他冰冷而苍白的手。这丝丝如绵的细雨犹如天网一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掰扯不开，他只能用眼睛无奈地看着窗外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世界，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别了，自由！你且等我十年，雷池我总有一天要跨过去！”这时他明白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也不是生死别离，而是当你失去自由的时候。

正是：人人都说江南好，囚徒只合江南老。

高墙电网边，铁窗听雨眠。

车到武昌，好心的司机特意绕了一个圈，来到首义路起义门监狱。黄方和狱方办理完交接手续后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众人便被押进一个大牢房。那牢房足有两个教室大，中间是一条两米宽的过道，两边则是水泥砌的大通铺，可以睡一百多人，眼前偌大的号子只关着三个人。

铁戈等人走上通铺，把行李放在肮脏的草席上。

一个操黄陂口音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热情地过来招呼大家把被子铺在草席上，众人忙碌了一阵安顿好睡处就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一个脸上长着一撮毛的外劳犯人送饭来，每人领了一份囚粮——三两饭和一勺胡萝卜。铁戈把上次接见时舍不得吃的花生米拿出来让大家共享，同时也邀请那个黄陂人。

这人倒挺大方，坐在旁边吃起来。

铁戈问道：“伙计，请教贵姓？”

“不敢，贱姓刘，刘德明。”

“到这里几天了？”

“五天。”

“怎么还没分配？”

“鬼晓得，等得急死人，早点分到劳改队早点安心。”

“你是什么案子？”

“偷保险柜。”刘德明毫不隐晦地说。

铁戈惊呼道：“伙计，你狗日的是个江洋大盗哇！”

“过奖过奖，道行不深，惭愧惭愧。”

刘德明这话一出口，惹得一向不苟言笑的郎超雄也笑了起来。

“那两个人是什么案子？”铁戈问。

“那个总是不讲话的人是二汽的一个姓卞的处长，东北人，听说是个支派干部判了十年。这个走来走去的人是个反革命，这个人交不得，蛮阴险，他总在套别人的话，是个包打听，你们要小心点。”刘德明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问铁戈：“你们犯了什么案子？”

铁戈答道：“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喔，是运动案子。“

铁戈这才知道因为文革的事被判刑之后还叫运动案。

“搞了几下？”

现在又知道判了几年可以说搞了几下。

“十下。”

“比我强，我二十下。”

正说着那个一撮毛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沓表格吆五喝六地吩咐道：“新来的，吃了饭把这些表都填好，我收碗的时侯就要。”

铁戈拿过来一看是《反动组织登记表》。

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也填过不少表，这种表还是第一次见到。仔细一看有“案由”、“反动组织名称”、“最高反动职务”等，然后才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

铁戈当时就气炸了，破口大骂道：“我操你红州地委十八代祖宗！把老子搞到这个地方还要填这种表，一群臭婊子养的！”

他被捕时带了钢笔，拔出笔写道：

“案由：政治犯。”

“反动组织名称：无。”

“最高反动职务：无。”

郎超雄看了说：“写得好，大家就照铁戈这样填。”

填完表众人继续吃饭，郎超雄问起铁戈七五年七月以后一直到被捕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铁戈把办学习班、批斗、五七农场劳改、外逃申诉、大闹红州公安处、绝食四天四夜、挨打等事情都说了一遍。

郎超雄叹了口气说：“铁戈呀，我们这个案子最冤的就是你。我们这些人在红州还经常来往，谈谈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东西。你远在白菂河，一年也就是春节才能回来住几天，我和石庵村、叶一彪根本没有和你讲什么嘛。记得六九年夏天姜军在辛建家请我吃饭，你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和几首古曲，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交往，怎么把你排在第四号位子上？真是匪夷所思！其实你是最不该进来的一个。”

石庵村笑着说：“铁戈肯定是以为自己出身好，老头子又是南下干部，再加上他又是个讲义气的人，为我们翻案，又是申诉，又是绝食，这一下就惹恼了地委的当权人物。如果把他留在社会上，他就要把真相讲出去又到处翻案，那才是地委的心腹大患！铁戈啊铁戈，你硬是梁山下来的铁哥们，是现代的羊左之交哇。你为了我们翻案把你自己也搭进来了，还连累了你家里人，真是不值得。”

“也连累了何田田。”柳六一说。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跟何田田，不说了，提起来闹心。我问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你们真有个什么组织，把我算进来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帮你们翻案了嘛。要是你们什么组织也没有，老子那才真是冤！”

郎超雄反问道：“如果我们真有个什么组织的话，我郎超雄能活到今天？我什么事也没有就判我无期，要是地委真的抓住了我们任何一点东西，那肯定是死刑，石庵村的死缓是跑不掉的，叶一彪无期，你铁戈就是二十年。地委那帮当官的恨我们超过恨真正的反革命，因为只有我们对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威胁。那些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组织对他们来说何足道哉，公安局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何须地委书记御驾亲征？去年七月中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达到高潮时，县法院院长董增财把我提到预审室谈话，说他是代表组织上跟我谈话。他说上面准备放我们出去，但有一个要求，要我们出去以后不要再继续闹了。同时也找石庵村、叶一彪谈了话，都是一个意思。董院长不敢说这是地县两级法院的意思，说到底法院也没有这么大的胆。这只能说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他们不利，所以地委才准备放我们。那么地委谁有权拍板？并不是政法委书记柳国夫，也不是一般的副书记，只能是地委书记古良才，无论是抓是放，只有他能拍板。那么铁戈你想一想，如果地委哪怕真的抓到我们一点问题，怎么会大发慈悲准备放人呢？正因为他们缺乏过硬的证据，所以一直不能对我们进行判决。但是放我们又不甘心，所以搞得他们骑虎难下，只好叫董院长跟我们谈话。后来因为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等一系列大事他们才没有放人。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们还等了整整八十天，以便观察局势的变化。最后等到整个国内政局稳定下来，才把你和韦新雨逮捕，关了十五天之后就把我们判了……”

铁戈打断郎超雄的话：“我还没有提审呢。”

“看看，地委迫不及待到了何种程度！置法律程序于不顾，连装装样子的审讯都免了就强行判决。铁戈，当权者的人生哲学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还要我解释吗？”

至此铁戈终于彻底明白这个案子完全是地委诬陷、捏造的产物，不判决他们收不了场。

铁戈怒骂道：“地委也不能不按法律办事嘛，要是这样的话他不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吗？这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石庵村在一旁笑道：“铁戈，你要明白我们国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公安六条》。说得远一点，建国后整垮了胡风和丁玲、陈启霞，五七年整了那么多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