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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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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