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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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

我没有。

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