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悬疑经典小说-第1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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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得明白点，”我道。

“好，我姑且放胆说吧，这份文件一到了某人手里，某人在某方面就有了某种势力，而这种势力在这方面正是无限珍贵的。”警察厅长就好讲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杜宾道。

“不明白？好吧，要是这份文件给第三者看到的话，我暂且不说出这人的名字，那么就要影响到一位声势显赫的贵人的声望；拿着这份文件的人因此就可以摆布那个声望和安宁岌岌可危的贵人。”

“不过要这么摆布的话，就要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主晓得他是作案的，”我插嘴道。“谁敢——”

“作案的，”葛××说道，“就是德××部长，他可敢作敢为，该做不该做的，都做全了。偷窃的方法真是又大胆又巧妙。那份文件——老实说，是封信——是失窃的那位贵人独处深宫时收到的。她正细看着这封信，冷不防闯进了一位贵人，她恰恰不希望这人看到信，慌忙中拼命想把信塞进抽屉里，塞来塞去塞不进，只好把拆开的信搁在桌上。好在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虽在面上，信里内容还没露出来，才没引起注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德××部长进来了。他眼睛尖，一下子就看到了信，认出信封上姓名地址的笔迹，注意到收信那位贵人的慌张神态，一眼看透了她的秘密。他照常匆匆办了几件公事，就拿出一封信，跟那封信倒有几分相像，他拆开信，假装看信，看完就挨着那封信并排放好。他又谈了一刻钟左右的公事才告辞，还从桌上拿走了不归他的那封信。收信人看见了，可是当着站在身边的第三者的面，自然不敢当场说破真情。那位部长匆匆走了；却把自己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桌上。”

杜宾跟我说：“刚才你问偷信人怎能随意摆布失主，现在该完全明白了吧——原来偷信人明明知道失主晓得他是作案的。”

“对，”警察厅长答道，“几个月来，他仗了得来的这份势力，用来作为政治目的，搞得非常危险。丢信的贵人日益深信必须收回这封信。不过这当然不能公开进行。到后来，她给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委托我来办理了。”

“我看，”杜宾呆在腾腾翻滚的烟雾里说，“找你这样聪明的密探真是再理想不过了，简直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了。”

“过奖，过奖，”警察厅长答道，“不过人家倒也可能有这么种看法。”

“按你说，”我道，“这封信明明还在那位部长手里；因为信在他手里，还没派过任何用场，他才有这份势力。一派了用场，这份势力也就没了。”

“一点不错，”葛××说道，“我办事就是根据这份信念。头一件事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公馆；可又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搜查，这事真叫我为难。我一上来就受到了警告，要是落下个把柄让他疑心我们的计划，就会招来祸殃。”

“不过，”我道，“你干这种调查工作倒实在是内行。巴黎警察以前经常办理这种事。”

“可不，因此我才不泄气。这位部长有个习惯，倒给了我极大方便。他经常整宿不在家。仆从并不算多。他们睡的地方离主人房间也有一段路，而且大多是那不勒斯人，一灌就醉。你们也知道，我有的是钥匙，巴黎的大小房间哪一间都开得开。三个月来，只要有空，我没一夜不是亲自出马，花上大半夜工夫把德××公馆搜个遍。这件事有关我的名声，何况，不瞒你们说，报酬也非常可观。因此，不到我完全相信这贼比我还要机灵，我决不放弃搜查。我看，屋里凡是可以藏信的角落都给我搜遍了。”

“虽然这封信可能在部长手里，事实上也确实在他手里，他总不见得把信藏在别处，不藏在自己屋里吧？”我提出。

“这倒不见得，”杜宾说道。“照目前宫里的特别情况看来，尤其是大家知道的德××脱不了关系的那些阴谋，那份文件就会马上派得着用场——这封信要便于立刻交出去——这一点跟把信捏在手里简直同样重要。”

“这封信要便于交出去？”我道。

“换句话说就是便于毁掉，”杜宾道。

“不错，”我道，“这信明明是在他屋里。可以说绝对不会在他身边。”

“完全正确，”警察厅长道。“他在路上碰到过两回抢劫，好像是路贼干的，我亲眼看着他给严密地搜过身呢。”

“你不必这么多费手脚，”杜宾道。“照我看，德××根本不是傻瓜，不是傻瓜才会料到要碰上这种路劫。”

“根本不是傻瓜，”葛××说道，“可他是个诗人呢，照我看，诗人和傻瓜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罢了。”

“不错，”杜宾若有所思地深深抽了口烟，随后说道，“虽然我自己笔头上也造过孽，写过打油诗。”

“你详细谈谈搜查经过吧，”我道。

“说起来，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地搜，到处都搜一遍。我对这种事有多年经验。我把整幢房子逐间逐间搜过；每间房间都花了我整整七个晚上。首先检查每间房间的家具。所有的抽屉都打开过；想必你们也知道，对受过正式训练的警察来说绝不会有什么秘密抽屉。在这种搜查过程中，有谁放过一只‘秘密’抽屉不搜，准是个傻瓜。这是明摆着的事。每只柜子的一定尺寸、大小都要计算明白。何况还有精确的尺呢。差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过了柜子搜椅子。椅垫都用细细的长针戳过，就是你们看见过我用的那种长针。我们还拆开了桌面。”

“干吗拆桌面？”

“有时想藏东西的人，把桌面，或是其他相同装配的家具的面子拆了开来；然后雕空桌腿把东西藏进空心里，重新盖上桌面。床柱头和床柱脚也是这么派上用场的。”

“难道空心听不出来吗？”我问道。

“如果东西放好，外面再裹足棉花，那就根本听不出来。再说，我们这回搜查决不能出声。”

“照你刚才这么说，家具里可能用来藏东西，可你们没法把这一切家具都搬开拆开啊。比方说，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卷，样子，大小，跟大号编织针没什么差别，卷成这样，就可以嵌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还要高明——用架非常精密的显微镜，把公馆里每只椅子的横档，不消说，还有各种各样家具的接榫，都细细检查过。要是有什么最近动过的痕迹，不怕一下子查不出来。比方说，钻子钻出来的一丁点儿木屑，看出来就同苹果一样清楚。粘胶的地方只要有什么不对头的——接榫的地方只要有什么异样的裂缝——保险都查得出来。”

“想必你们注意过镜子，镜面和底版当中的地方，此外也总戳过床铺和被褥以及帷帘和地毯吧。”

“那当然，我们把每件家具都这样搜遍以后，就搜屋子了。整幢屋子的表面都分成一格一格，编了号码，这样就没一处漏掉了；然后，照旧用显微镜把整幢屋子一方寸一方寸地查个明白，连左右两幢紧挨着的房子也仔细查过。”

“左右两幢房子！”我失声喊道，“你们一定花了不少工夫吧。”

“是啊，可这笔报酬实在不小呢。”

“你们把房子四周的地面也查过了吗？”

“地面全是砖头铺的。这倒不费什么力气。我们查了查砖缝间的青苔，看出没挪动过。”

“你们当然也查过德××的文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本啰？”

“那还用说，大包小包都打开过；不但把本本书都打开了，还把每一部书都逐页翻过，我们可不学有些警官的样，光拿书抖抖就算了。我们还用非常精确的测量仪器量了量每本书封面的厚薄，而且还用显微镜万分仔细地照过。有哪本书的装帧新近拆动过都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五六部新装订的书我们全拿针往里仔细戳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当然。每块地毯都搬开过，还拿显微镜检查了地板。”

“那么墙纸呢？”

“看过了。”

“查过地窖吗？”

“查过了。”

“那么，”我道，“你搞错了，那封信并不像你假定的那样在屋里。”

“你这话恐怕说对了，”警察厅长道，“呃，杜宾，你倒说说看，我该怎么办？”

“把屋子重新彻底搜查一遍。”

“那倒大可不必，”葛××答道。“我可以拿脑袋打赌，那封信绝对不在公馆里。”

“那我没什么更好的建议了，”杜宾道。“你一定知道这封信的详细样子吧？”

“可不！”——说着，警察厅长就掏出一本备忘录，宣读那份失落的文件里面的详细样子，尤其是这封信的外表，他讲得特别详细。他详细念完这篇说明，就告辞了，神态沮丧，我可从没见过这位一向愉快的先生这么沮丧的。

过了一个月光景，他又来看我们，只见我们差不多还跟上回一样待着。他拿了只烟斗，坐了下来，谈了些家常。最后我说道：

“啊，葛××，那封丢失的信怎么样啦？想必你终于认定斗不过那位部长了吧？”

“哎呀，去他的，我按照杜宾的意思重新调查了一遍——可就是白费力气，这我早料到了。”

“你说过这笔报酬有多少？”杜宾问道。

“嘿，这笔数目非常大——这笔报酬非常丰厚——我不愿说出到底有多少；不过我愿意说这样一句话，有谁把那封信给我找到，我不惜自己掏腰包，送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说真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这笔报酬最近加了倍。不过，就算报酬加上三倍，我也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了。”

“哦，是吗，”杜宾一边抽着烟，一边慢吞吞地说道，“我倒——认为，葛××，——你没完全尽力。我看——你还可以尽点力，呃？”

“怎么？——用什么法子？”

“哦——噗，噗——这件事么——噗，噗——你可以向人家讨教一下，呃？噗，噗，噗。你可记得阿伯尼蒂（约翰·阿伯尼蒂（1764—1831），英国外科医生。以行动乖张著称。）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