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官商风流-第6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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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对这些历史自然不是很知晓，他也没必要知道，他的到来，一来是代表家族声援此地的华人，以增加纽约致公堂在华人中的声望，而来借此和黑水国际搭上关系，为家族谋求新的出路，这才是他的目的，至于历史那玩意儿，草，还是让他见鬼去吧，当然，这句话他现在肯定没胆量对唐昱说出来，反倒要做出一副认真听的模样。
当然，现在的唐昱也没心思关心这些，继续往下说，“这个世纪的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承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手段开始通知印度尼西亚，在日本皇军‘驾临’千岛之国前，他们早已经派遣了为数不少的间谍，渗透到印度尼西亚各地。日本间谍们很清楚看到，要让皇军顺利‘进入’印度尼西亚，上策就是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到处散布华人是支那狗（印度尼西亚当局叫华人为支那（Cina）即始于此时），华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军才能‘拯救’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只有日本皇军和印度尼西亚才能‘共荣共进’。当然，原住民中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后来也觉醒过来，高举抗日义旗，还有很多华人也加入了这个抗日斗争的行列，但是绝大部分的原住民在当时都被日本的口号所欺骗。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设下的圈套，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产生长远的伤害。可以说，华人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矛盾，便是荷兰和日本殖民者刻意造就的，而这种矛盾一旦经历了很多年很多代，便成了仇恨，洗不清说不明的仇恨。”
“到了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荷兰殖民者撤离印度尼西亚。华人经济曾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但很快就面临挫折，这个挫折，便是苏哈拓政权造成的。60年代，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苏卡诺总统颁布严厉的法令P。10，宣布严格限制华人商业活动的10条规定：禁止华人在县以下的所有商业活动。强制华人结束小商小贩的生意，并必须离开县以下地区，由此而掀起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排华反华浪潮。6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进入了苏哈拓执政的年代。苏哈拓为摆脱经济困境，在经济上虽然又放宽华裔的经商限制，在政治上却对华裔实行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扼杀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例如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度尼西亚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耻辱的记号等等。他们公然违背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宣言和公约，严重侵犯华裔的基本人权，进一步把华裔族群与其他的族群对立起来，苏哈拓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哼。”
唐昱说着便冷哼了一声，事实上，自从苏哈多上台以来，印度尼西亚已经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如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度尼西亚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上演。
1967年靠政变上台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拓，用军事独裁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一直在利用华人的生命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所谓反、共“清洗”浪潮中，就有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
只是由于苏哈多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振兴经济。再出现这种状况，仍然这般做法。如此反复，屡试不爽。在苏哈多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麻木了，并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了！
司徒雷对这些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不过对三十年前的930事件却感触颇深，因为他有几个长辈，便是死于当年的930事件。
第五百九十七章 忆往昔——930
在苏哈拓长达32年的统治时间里，华人被打压、司空见惯，印度尼西亚现当代几乎重大的排华事件都发生在苏哈拓时代。而这背后，清晰可见的却是苏哈拓政府行为。
08年苏哈拓死后，有媒体人声称，他的死，至少把三个秘密带入了坟墓，其中之一，便是当时是陆军少将的苏哈拓，对1965年9月30日“9·30事件”当晚，绑架和谋杀6个印度尼西亚陆军将领的阴谋是否知情？
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30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并导致苏家若下台和苏哈拓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长期以来，虽然疑点重重，但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由于涉案人员大都逝去，揭开这一谜底已成为难题。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迅速发展为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并成为苏家若总统可资依靠的政治力量。苏家若明确说道：“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1965年5月他又讲，“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度尼西亚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苏家若的言行引起印度尼西亚右翼势力，特别是陆军中右翼势力的怨恨。陆军中得到美、英支持的“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推翻苏家若总统的政变。
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秘密集会，并从首都雅加达以外调遣军队，准备于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这些阴谋活动被苏家若总统的卫队长公羽东中校获悉。他联合陆军战略预备队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左准将和陆军上校狄腊福等，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绑架陆军主要领导人，挫败政变图谋，并由狄腊福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拓将军，向他汇报情况。
9月30日夜22时，公羽东等人采取了行动。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10月4日，被杀害的6名将军和一名副官的尸体在哈里姆空军基地附近的鳄鱼洞的枯井里发了。据说他们中活着的3个人曾经遭到过印度尼西亚共妇女组织的拷打，这些人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有的甚至眼睛被挖掉，生、殖器也被割掉。
事发后，一直不动声色的苏哈拓迅速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
羽东中校的一个最大疏忽是忽视了苏哈拓少将的力量，没有把这个印度尼西亚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列入绑架名单，这就给苏哈拓将军和印度尼西亚陆军以反击的机会。而苏哈拓将军的策略，就是要把“9·30事件”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甚至苏家若总统联系起来，掀起反、共，以便夺取陆军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羽东中校的冒险正好中了苏哈拓和印度尼西亚陆军早已设下的圈套，给了他们以张网待捕的借口。
10月1日清晨6时整，苏哈拓正在家中睡觉。突然，他接到了一名部长的报告，说民族英雄纪念碑和独立宫附近出现了许多来历不明的部队。于是，苏哈拓立即穿好野战服，驱车赶往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与此同时，他已知道7名陆军高级将领已遭绑架，并准备暂时接管陆军司令部的领导权。
抵达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以后，苏哈拓迅速了解到，苏家若总统没有到独立宫来，而是直奔哈里姆空军基地了。7点整，苏哈拓打开收音机，他第一次听到了公羽东中校的声明。由于公羽东曾是印度尼西亚共领导人阿育民的养子，苏哈拓得出结论，“9·30事件”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策动的一个政变阴谋。
听完广播后，苏哈拓立即召见了参加公羽东冒险的两个营的指挥官，并对他们进行了策反工作。
大约9时一刻，苏哈拓召开了参谋部会议，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拟定出了对策。苏哈拓首先驳斥了公羽东中校的广播讲话，对与会者说，“公羽东所说的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将领委员会根本不存在，有的是一个评委会，全称是‘陆军高级军官职称评委会’。我就是其中的委员之一。”“保护苏家若总统的安全，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实际情况是，此时此刻，苏家若总统并不在独立宫。”
最后他肯定地说，公羽东的行动不仅针对所谓的将军委员会，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谋略。“他们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策划的”。
会议决定对公羽东中校进行反击，并由苏哈拓统一指挥反击行动。
会后，苏哈拓马上动用了陆军的内部通讯，与各军兵种司令和各地方军区司令进行了联系，并通知他们，他已暂时接管了陆军的指挥权和领导权，只有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才有权调动部队。
中午11时左右，苏哈拓与部下讨论了攻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和电讯局的计划，因为这两个关键部门已被公羽东的部队所占领。
12点半，苏哈拓召开了第二次参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攻占哈里姆空军基地的计划。考虑到苏家若总统正在那里，苏哈拓向总统发出了警告。当天晚上，苏家若被迫乘小汽车回到茂物宫——哈蒂妮夫人的住处。
10月1日，黄昏祈祷时间刚过，攻占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讯局的战斗就打响了。在赫鲁上尉和乌立普上尉的率领下，陆军突击团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