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之美-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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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少华：有人认为是表现一个人成长过程的近代西方式的“成长小说”（　德语Bildungsroman　），有人认为是模仿《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的双元世界（　parallel　worlds　）；有人认为是对希腊奥狄甫斯（　Oidipous　）神话杀父奸母框架的妙用，有人认为多少带有层层设谜的推理小说（　mystery　）因素。东京大学中文系藤井省三教授则从政治角度认为《　卡　》与《　奇鸟行状录　》同是“试图将战前与现代联系起来的小说，东亚读者如何解读令人深感兴趣”。顺便说一句，村上向来不看专家学者对他的评论和研究。有读者在网上问他是否有时戴着鸭舌帽和墨镜溜到书店摆有村上评论专著那里偷偷翻看，他说他从没有那么逗儿的表演。
　　记　者：那么村上自己是怎么看的呢？以离家出走的少年的眼睛描述社会的作品应该说并不少见，而村上笔下的却不同凡响，他自己谈过创作构思吗？
　　林少华：这点他在中文版序和年初同我见面时都谈到了，报刊已有报道，就不重复了。这里只引用他在网上回答读者的两段话：“这部小说包含许多故事。中心当然是一个少年求生和成长的故事，同时星野继承中田的意愿获得新生这条故事线索也很重要。两个故事对照而平行地向前推进……小说家的任务不在于提供完美的答案而在于提出出色的问题并尽可能逼近问题之谜的核心。”另外，他在《　文学界　》今年四月号上的一段谈话也值得注意：“我心目中的故事，必须首先具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将人拖入黑暗领域的力量，必须能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以小说也只能以小说这一形式表达尽可能深的内容……我要积极运用文学这个无可替代的特殊传媒工具进攻下去。”显然，村上意识到日本的知识阶层已经解体和俗化，因而增强了使命感。这样的发言在村上是很少有的，应当有助于我们对《　卡　》的理解。
　　　
关于《海边的卡夫卡》（2）
记　者：将人拖入黑暗的力量是指暴力吗？《　卡　》中出现不少性和暴力场面……
　　林少华：不排除暴力因素，但更多的应该是指思想的、故事的深刻性、外延性和杀伤力。关于性，具体程度不至于超过《　挪威的森林　》，只是有些场面不容易接受。日本读者在网上也问到性，村上回答：“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什么性描写。但故事本身有需求，我无法回避。”至于暴力，村上明确表示：“是故事要求我那样描写。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一如历史，而历史本来充满腥风血雨。”
　　记　者：年初您和村上有过一次对话，都认为《　卡　》同《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关系密切，是它的续篇。何以见得？
　　林少华：可以结合作者本人的看法提出三点原因。一是故事形式同样以两条线平行展开；二是描写力相近。村上早就想“掌握冗长而细密的描写力”，在《　世　》中初试锋芒，在《　卡　》中完全如愿；第三点表现在二者对于“异界”、潜意识世界令人战栗的审视和细致入微的刻画，表现在对于纯粹的“恶”以及超越善恶的“恶”的挖掘和鞭挞，进而促成危机感和责任感。我个人觉得《　寻羊冒险记　》和《　奇鸟行状录　》也属此类——《　羊　》的“先　生”、《　世　》的夜鬼、《　鸟　》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　卡　》的琼尼·沃克显然一脉相承。所以，说村上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人化作家是不够全面的。
　　记　者：您说村上对“异界”刻画入微，以前您还提到虚拟世界的现实性——村上何以有如此独特的本领和创作倾向呢？
　　林少华：这首先同日本传统文化有关。日本文化中，异界、灵魂世界或者说非现实世界同现实世界的区别不很明显，可以自由往来（　即使现在日本人也常把去世亲人的灵牌摆在家中随时参拜，墓地与住宅相邻并不罕见　）。如《　雨月物语　》就是一个显例，而村上又喜欢这部古典志怪小说。其次同村上本人的天生悟性有关。近来看了一些村上提及自己的随笔，让我觉得村上这个人悟性很高，或者说直觉厉害，甚至有英语所说的某种magic。灵机一动开酒吧，酒吧开得红火；灵机一动写小说，小说卖得火暴。似乎这“灵机一动”对他特重要。最近他说过这样一件事：小时候他从一本书上看见“诺门坎战役”的坦克飞机照片，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觉得那场“他出生以前发生的事件”同自己毫无隔阂，有一种“既视感”。所以后来写《　奇鸟行状录　》偶尔拿起那本书时，感觉倏然复苏，仿佛身临其境，下笔如有神助。这种特异的“异界”感觉恐怕也是其作品富有寓意、隐喻的一个起因。
　　记　者：对了，有人评论说村上创作寓意越来越重、隐喻越来越多，是这样的吗？日本方面如何理解的？沈维藩先生的解读您同意么？
　　林少华：总的说来是有这样的倾向。一来是上面提到的村上天性所使然，二来同他的创作观有关——他认为“所谓故事就是要在超越说明的层面表现普通文脉所不能说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如中田杀人而田村君手上沾血，如琼尼·沃克和山德士的出现。对此也有不少日本读者说看不明白，村上说他也看不明白。一次他在网上告诫读者：“对任何东西都明确回答非此即彼——那样的回答大多是僵死的回答，而僵死的回答有时会是危险的回答。”
　　其实，寓意也好隐喻也好象征也好，追求的都是字背后的意思即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当然是可以自由解读的。《　卡　》也如此。沈维藩先生对《　卡　》的解读应该说是相当有见地的、深刻的。日本方面也有人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如认为“父亲”与天皇不无关联。另外沈先生关于日本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失落的看法也同村上的看法不谋而合。
　　记　者：最后问一点，作为翻译家您是怎样传达“村上文体”的呢？或者简单谈一下翻译这本书的感受也可以。


　　林少华：沈维藩先生连下“十二道金牌”，我只好连续挑灯夜战。但译得很开心，村上的笔调太合我口味了。译到得意处的确有点儿不知是我译书还是书译我的味道。对了，由于译得太“得意”了，有的读者善意地问我是否译走样了。这点我可以担保：绝无大碍。举个例子，连村上本人（　村上也是翻译家　）都说“翻译时只能删掉”的绕口令我都鼓捣出来了——若按原文直译成“羊年的执事故事”，根本不成其为绕口令。于是我根据故事发生在高知县和执事一词演绎为：高知知事不视事，视事的不是知事（　《　海边的卡夫卡　》第372页　）。如何，过得去吧？至于是否美化了日文，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对我来说，在整体气氛允许甚至要求我译为“长空寥廓”的情况下非要我按字面译成“天空（　很　）高”，乃是活要命的事。文学需给人美感。文学翻译要求的不是字面意思的等值而是美感含量的等值。若一味追求词义等值，由于日文的性质，译出来的东西十有###成了产品使用说明书。那不是译文学，而是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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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边的卡夫卡》（3）
最后，请董小姐向广州读者转告我真诚的问候。我是半个广州人。从1982年开始我在暨南大学工作了十八年，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仍富于激｜情、雄心、梦幻和苦恼的岁月。村上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我吃着广州大米喝着“王老吉”翻译的，敏感的读者想必会从字里行间嗅出“广味儿”。多谢！
　　（　２００３年５月　采访者董彦）
　　　
关于村上作品的翻译（1）
记　者：作为一名译介家，给人感觉往往像是电视电影的配音演员一样，重要的，但又是幕后的，就像在中国，知道卡夫卡的人未必知道叶廷芳。但是您好像几乎是跟村上春树一起出名的，我们知道了村上春树，当然也知道了您，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的译介事业？
　　林少华：的确如您所说，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而言，译者应是幕后人物。而我却从幕后一下子蹿到了前台——就是说读者给了我更多的关注甚至偏爱，这只能解释为一种幸运。就说这次吧，从日本回国后收到满满一纸箱读者来信，以一天一封计，也有三四百封。不少来信索性把我当做知心朋友——尽管我其实是个半大老头儿兼穷酸教书匠——倾诉她（　他　）们心中的困惑和苦恼，使我能够直接触摸一颗颗孤独而坦诚的心灵。这确实让我感动，觉得自己前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多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这是文学的力量所使然，而文学的力量甚至大于政治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
　　关于中国现在的译介事业，不妨概括为两句话：欣欣向荣，问题多多。好比暮春时节漫步于厦门鼓浪屿，弹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钢琴声此起彼伏，但真正弹好的并不多——大部分人弹对了琴谱，只有极少数人弹出了灵魂的震颤。译坛所以出现类似情形，主要是因为不少译者母语功力和悟性不够。翻译这东西——我是指文学翻译——大体说来，三分外语，六分汉语，一分天赋。在这个意义上，最理想的是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村上便是这样。我国解放前也比比皆是，如苏曼殊周瘦鹃刘半农周作人郭沫若等等。解放后由于书香门第和家学传统的人为中断等多种原因，再没产生这样的“两栖”人物。这对于译界以至整个文化界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大学课程充其量只能培养翻译匠，翻译家是培养不出来的，一如大学培养不出作家。
　　记　者：中国人翻译日本文学大约都有一种文化认同感，您觉得村上的小说里的都市性质，包括音乐、酒吧文化等时尚元素跟中国的城市文化很相似吗？而实际上村上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中国的“村上迷”却大多是二三十岁的所谓白领阶层，年龄的差异是否也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