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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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下庶人”，大概到宋朝才开始严重起来的，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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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式的“堂堂正正”，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
明代是“礼下庶人”最厉害的时候，因此贞节牌坊大量出现，苦贞、苦节，荼害世俗。晚明读书的颓风，或李贽式的特立独行，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动——这种反动在“性派对”行为者中是否见出了精神余脉呢？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代的。
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
作家阿城说，略读之下，已经头皮发紧了。民国初年的反“吃人的礼教”，是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反弹，只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一竿子打倒孔子。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看来人们误会了孔子。
执照阿城的意思，“礼不下庶人”是与道德有区隔的。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的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世俗，再加上“刑”一直下到庶人，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阿城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六六年夏天，他在西单十字路口看见许多人围着一张大字报看，上面写的是革命倡议，说革命群众夏天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并且不要戴帽子。看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这“有意思”在“性派对”的人看来，就是人人“装宝”，人人都成了穿上新装的“皇帝”，为了一个共同的谎言，大家在烈日下沉默。
尾声：燃烧的文明远古的图腾：“性”旌飘舞
其实，饮食男女，哪能无“性”或避开得了“性”？我们的祖先比当今的“文明人”可潇洒多了。
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的原始时代曾经广泛出现过生殖崇拜，它是以一种巫术的形式表达了先民们对社会人口繁殖的祈求，而在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上，这种崇拜又展现出对性器官及性茭的肃穆的敬意和坦荡的直视——“性”的幡旗迎风招展，那黄｜色的符簇正是部族兴旺发达的图腾。
新近发现的内蒙古、新疆地区的摩岩壁画，不仅精雕细刻男女生殖器，而且还清晰地展现群体性茭的场面。
远古时代先民还有过“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的茫茫然时期。
杂乱的两性关系在春秋以前仍大量遗存。如史载，燕国有“祖”，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这些都是男女交会的代称，“性”是极为自由和开放的。
如在一些诸侯国里，“淫风”很盛，卫宣公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即便到了春秋，还大量存在过血亲间的乱仑现象。如卫宣公淫于夷姜，宋公子鲍淫于襄夫人等，并且还有一些专门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子辈淫父辈叫作“蒸”，孙辈淫祖辈叫作“因”，同辈相淫叫“报”。
这些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渐趋绝迹了。直到春秋晚期，母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性自由”才慢慢消失。
今天，人们仍可以从《周礼》中的“中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设想到当时“自由时代”的盛况。
我国父权制度始于周代。从此，“性”的禁锢越演越剧，据说这是文明的结果。
孔子一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将对女性的鄙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性压抑”也就浓缩在这一句不祥的话里。因此，“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就说，“女字和奴，在上古时不但声音一样，意义也相同，本来是一个字。”他点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一种真实现状。
古代把女子出嫁叫作“归”，视夫为女性的归宿；在词源上，“妇”是“服”，即“服于夫也”。至于有名的“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是将女性在裹好了手脚之外，还把思想和精神也用枷锁套了起来。
“性派对”行为者中的女性都十分痛恨这种散发着尸臭味的文化残片。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的陈思佳就颇为激烈地说：“‘性派对’不单是颠覆个人的身体，更是对传统的男权文化恶狠狠地捅上一刀！”
尾声：燃烧的文明“贞节”：祭坛上的献礼
应该说，躺在男权文化祭坛的是血泪斑斑的“贞节牌”，“性派对”行为者显然将它从高堂上取下来，砸得粉碎！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比生命还重要。这句话判处了多少“失节”女人的死刑，让多少优秀的女性沉入屈辱的“冤河”！
有人分析说，“三代”以前是贞节观念的史前期；春秋战国为贞节的萌生期。此时，开放的性风俗被视为淫荡，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完全被取缔，两性关系受到礼教的严厉控制。
中国先秦流传有“古婚制”，对“贞节”二字小心又小心。男女成婚必须经过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就是男方家长找媒人到女方家里去提亲。
问名，指男方家携带礼物去女方家请问女孩子的名字与生辰八字，以便于回去在宗庙里正式占卜，看一看两个青年人的命相是不是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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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就是当男方在宗庙里举行的占卜得到吉兆后，备礼物遣人去女方家里报告占卜的结果，准备正式与女方联姻。
纳征，则是男方家向女方家赠送厚礼，两家正式订婚。
请期，是指男方家通过占卜订下结婚的日期，征求女方的意见。
亲迎，就是到成亲这一天，男方到女方家里迎亲。
从这个“古婚制”可以看出，婚前男女是没有见面的，所有的事都是由中间人去奔波，为的是让“贞节”在新婚之夜得到验证。
从此，“贞节”二字变得愈来愈沉重。
秦汉到隋唐以前为贞节观念的真正“确立期”。在此期间，“贞节”观念不仅问世了，而且还上升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忠臣”与“贞女”并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力整饬性道德，鼓吹“从一而终”。隋唐到清，是“贞节”观念的成熟与鼎盛期。自隋开始，就有“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以及“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的官方要求；唐代则成为“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元代更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明朝在此基础上，又设立了“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的“定式”。
至清代，则鼓吹“室女守贞”，要吹捧殉夫的“贞烈”为“仁至义尽”。
从文化生长的土壤上来看，宋代理学的兴盛是“贞节”观念获得理论支柱的重要时期。
前面讲的程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他还主张男子不能娶寡妇，“凡娶以配身者，若娶失节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这样，使女子在不可“更”二夫的同时，又添了一层新的束缚——它由男性来完成。
是宋儒理学最先提出“未婚守节”的概念的。这样，使妇女提前进入“贞节”的樊笼。
而这种事，跟一些女性自身的“不觉悟”也有关：即迎合男权文化，自愿成为其中的殉品。有人还用“残体自伤”的誓志行为来为“贞节”高唱赞歌呢。
例如，战国就有梁国寡妇高行，拒聘不改适，以刀割鼻明志。自此，仿效者众，周郁妻戳鼻，魏溥妻割耳，王凝妻断臂，曹文叔妻刈耳又割鼻，清人方启祥妻为表“不二”决心，竟在脸上刺下“守制”二字，使“贞节”二字带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正如“性派对”行为者桂妞所尖锐指出的：“这些可怜的‘女英雄’只知道伤残自己，为什么不把男人的‘根’割下来呢？”
尾声：燃烧的文明纹身的“荆条”
现代人“纹身”既是成｜人标记，又是美的需要和个性的张显，可是，当女性把“贞节”的字符用来“纹身”时，她背负的则是带刺的“荆条”，是灵魂的收缩和对男权文化的臣服。
“男子贵信，妇女贵贞。”
“贞节”成为社会公认的女性价值的核心和人品的典范，并把它提高到与男人的“诚信”一样的高度，说明女性要在这个男权社会立足，必须背负着这根“荆条”。
众所周知：“信”被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人格的一种确证，三种重要品格“信、知、勇”，“信”居第一位。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讨论了“信”，共出现“三十八”次之多。而与“信”同属一个家谱的有“忠诚”、“孝顺”和“官”等，它们都是传统的“家文化”、“孝文化”之种，是将人性束缚的“荆条”和“绳索”，它与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
有人统计：与“忠诚”有关的中文单词总计103个，而英文中只有43个；与“孝顺”有关的中文词有45个，而英文中只有4个；与“官”字相关的中文词有323个，而英文中只有160个。
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儒家文化的封闭和狭窄，因为数字越大，意义越丰富，条条框框越多。
古往今来对“信”的礼赞也是浩如烟海，数不胜数。
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回景公见晏妇老婆很丑，又很老，景公就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晏子听了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夫人虽然又老又丑，但她是我的结发之妻，年轻时也很漂亮，但人不能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我已享受了她的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