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第2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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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宗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除非他现在就决定下海经商，脱离政府体系，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迟早会来的。
他总有一天会被上调到更高的位置，他很清楚，他只是没有想到会一步进入国务院工作。
几乎没有思索杨少宗点着头道！”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容副总理也微微领首，道：“那好，我继续和你谈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前些天，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对你们正在筹办的神州工业总公司很有兴趣希望以国有资产的形式介入一部分，参与20％左右的股份，我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赞同，但这肯定还是取决你的态度，更确切的说，还是要取决于你们旗山人民公社的态度！”
杨少宗很诚恳的答道：“引入国有资本是非常可行的但在商言商，不一定非要是中信公司，如果中信公司的条件是合适的，我相信中旗公司和公社管委会方面不会有什么意见最好还是允许我们和多家国有资本的特大型公司相互协商，最终寻找一个最为合适的合作方和价格！”容副总理当即同意道：“这当然是可以的。”
这时候，他看一下手表，和陈广明道：“应该说我们今天和外宾的洽谈不算是很顺利，但也给我们空出一些时间，既然我们都在这里，那就顺道谈一谈国企后续改革的一些问题！”转而，他又和杨少宗问道：“你列，在对这方面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意见了吧？”
杨少宗谦虚的答道：“有一点，但谈不上成熟！”容副总理不以为然，道：“你先说说看！”
杨少宗道：“我的意思还是先筹建一个统一的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直接管理中央直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而大中型国营企业归属省市一级国资委管辖，首先实现政企分离，将企业从上级直属单位中脱离出来，直接面对市场竞争机制。这个筹建过程可能要几年时间，也需要一个过渡，但总体上不应该拖延的太长。总体来说，我对国企改革的想法还是抓大放小，行业重组，组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央国营企业，同时要做好股份化改革的发展，要实现对大部分国营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当然，我们应该注意防范国家托拉斯主义，不能让少数人借着中央特大型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实施垄断，或者是近乎垄断的市场地位鱼肉百姓，祸害百姓，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应该从根本上杜绝国家托拉斯主义的出现可能。”“说的很好！”
容副总理当即赞同。
对于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杨少宗确实是经验最为丰富的人，这里面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他实际上都遇到过。
在这个晚上，他和容副总理、陈广明、郭传为一起讨论国营企业改革的各种问题，对于他提出的那些设想和改革方案，容副总理、陈广明和郭传为都是非常赞同。
这样更为深入的接触更加坚定了容副总理将杨少宗调入中央工作的决心，可在容副总理三人离开后，这个深夜里，杨少宗却沉默无声的陷入了一种反思。
他在思索，旗山的发展中到底是哪个环境出错了。
实际上是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关键也恰恰就在这里，相比京西、南街等公社性质的集体，旗山在发展过程中非常侧重从外部吸收人才，并将这一点视作旗山发展和成长的根基。
相比京西、南街，旗山也更为开放，欢迎全国优秀人才的加入。
这两个基础决定了旗山固然发展的会更快，但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也更深，事实证明，一个小的社会群体不可能脱离大社会环境独立建设另一种政治构架和社会模式，除非这个小的社会群体是相对比较封闭的。
旗山当然不封闭，甚至是中国在思想改革中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
杨少宗不是想要承认自己失败了，但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一集体财富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并不是诞生社会主义的摇篮，想要让旗山这样地区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有另一个必要条件整个大社会环境的思潮和风气。
当整个中国都沉醉在发家致富的理想中，走在改革最前沿的旗山不可能脱身而出。
如果旗山人都还是过去那样的农民，或许可以在旗山维持一个特殊的局面，也就是杨少宗最初设想的局面，可惜不是，旗山在过去的五年中不断从国内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加盟，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
这使得旗山人民公社在1992年就遇到了京西村、南街村之类地区在21世纪才可能遇到的难题一人的自由化和个体价值的追求。
毫无疑问，虽然不是杨少宗最初设想的情况，但从“人”的朴素主义考虑，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旗山出了大问题，而是旗山在进步。
这样的认识让杨少宗意识到一旗山不能倒退，不能为了所谓的平均富裕就去强制旗山倒车，旗山只能继续更加开放多元的发展下去。
旗山人民公社是一面红旗，它也不能垮，而是要在新时代中寻找新的价值和定义，它不能倒退，只能进一步的开放下去。
脱离了土地的旗山人民公社还是公社吗？
当然是，但你要给它一个新的定义，这种定义是超脱于城市、农村、土地、籍贯等等因素。
旗山人民公社的路究竟在哪里，杨少宗隐约可以摸索到，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机会完成这个变革。@。
第一卷 旗山奇迹 第一百五十七章 1993年的悲喜剧
想到自己即将离开旗山和中旗公司，杨少宗心中有着很多的不舍和担心，可他知道自己必须放下这一切继续向前走。
旗山人民公社需要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中旗公司也同样如此。
在91年一92年的大扩张中，中旗公司表面上扩张的非常迅猛，但这种扩张实际上是非常狡诈的，中旗公司在兼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几乎只选择资产非常优良的国有骨干企业，对于这些表面上亏损企业，中旗公司只是简单的清除了他们的债务，切割掉一部分包袱资产和人员，为他们挣脱国有机制的僵化束缚，提高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和鸡励分配，引入责任管理体系，对企业管理层进行系统的培训。
事实上，中旗公司对这些收购企业的改革只是处于一个很低的层面，并没有深入进去。
以宁州水泥总厂为例，它的资产总额是三千万左右，负债1740万，
91年的亏损是483万，职工总数4722人，三产职工占33％，中旗公司以不足一千万的价位兼并，将其所有的债务切割，由中旗公司宁州分公司统一承担，随即对管理人员和职工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整顿，将三产职工分流，通过和宁州市委的协议将退休职工的负担一次性买断，将他们纳入市退休基金中，总职工数缩减到1558人。
在此基础上，中旗公司对宁州水泥总厂继续投入650万的改造资金，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基础待遇和鸡励分配，并签署一份可能要等五到十年才能实现的高管配股初步协议。
中旗公司本身并没有真正介入企业的管理，在为期三个月整顿和托管结束后，通常只派遣一名监管主任长期维持原有的培训和责任管理工作，其他的正常运营工作还是由原厂的企管人员负责。
就整个水泥产业而言，中旗公司一共兼并口家国有中大型的水泥厂，总计只派遣了二十多人负责监管资产运营，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只要保证这些企业不再亏损即可，而这就是中旗公司的底线。
随着后期的运作，中旗公司会不断从这些水泥厂中抽调表现好的管理人员，哪个厂的效益最好，哪个厂的厂长就可以提拔起来，负责整个海螺水泥集团的运转，通过内部调整的这种方式陆续完成对整个水泥产业的整合。
实际上，中旗公司是用贷款换时间，将兼并企业的债务和不良资产录离给母公司，让下面的企业轻装上阵，迅速扭转局面，而中旗公司则依靠和各级市委的协议，不断套取新的贷款来维持这个局面。
这种运作方式是中旗公司可以大规模兼并企业，但又能尽快改变局面的主要原因，可这种运作方式的负面因素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是用贷款换时间，虽然兼并的这些企业运转开始走向正轨，中旗母公司本身承担的债务危机却是很重的。
中旗本身的资金和债务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不是口年通过倒卖铜锅赚了一笔横财，加上在南海倒卖地皮也赚了不少横财，中旗基本很难撑住这么大的压力，即便如此，在随后的几年里，中旗公司也需要逐步调整，慢慢消化现有的债务压力。
如果央行采取金融紧缩政策，中旗的压力就会明显增大。
所以，在93年一94年，中旗必须采取更加谨慎的兼并策略，减少兼并数量，并尽快让一部分优质资产上市，缓解债务压力。
这就是杨少宗对中旗公司目前的一个担忧，他比较庆幸的是中旗公司的管理团队相对都比较清醒，大家还是可以支撑住的。
次日凌晨，杨少宗乘坐西南航空安排的转机飞回宁州，回到旗山后，他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广明一起出席了闭幕式，并通过执委会的临时调整安排了陈广明发言。
在这个中国经济一年政策的晴雨表和窗口，陈广明有点出人意料的忽然提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年内要对全国宏观经济实施微调，缩减通货膨胀的压力。
这样的讲话让库有人参加会议的人大吃一惊，人们终于意识到1993
年将是中央宏观调控急剧紧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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