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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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实事求是，不要客气。”厂长说还是希望市上在安排技改资金方面给予照顾，有关部门的收费能按政策办，不要信口开河，由他们自己乱来。刘扬说没问题，技改的倾斜保证做到，做不到你们问我的罪；收费的事你们要及时反映，不反映不知道，只有你们吃亏了，不妨你们今天下午就给我一个单子，我去查处。
十一点半，调查结束，刘扬和厂领导一一握手，说我们来是打扰你们的工作，但不能不来。他抱起拳头表示感谢，厂长跟了出来，说我们的饭已经订好了，刘书记是第一次到厂里来，到餐桌前汇报工作吧。刘扬说中午还有接待，就不麻烦你们了，改天我请你们到森林公园里去，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谈工作、谈发展；我们已经是一个地方的人了，还怕没有时间见面？一辆中巴车，载了刘扬等返回市委。
于洋要回家，刘扬说：“昨天晚上的饭局还欠着哩，想溜呀！”于洋就停了下来，说有一家小吃店，土豆粉蒸肉的味道好香哟，去不去。刘扬说为什么不去。两个人出门打的来到北山脚下的一个山庄，要了一间付费的包厢，点菜之后，刘扬便要求于洋谈谈歧北近十年的城市开发史和今天上访企业的情况。于洋轻淡一笑，慢吞吞道来。
“歧北市的旧城改造始于一九九九年，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内需不足，为了刺激国内消费，中央发行了相当数量的国债，歧北利用这些国债修了几条主干道，这比建几个工厂成效显著，看得见，老百姓也高兴，上级领导也满意。道路修完后干什么，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不能再建工厂，这是当时的共识，因为现有的工厂都是开工不足，效益下滑，一些已经倒闭。不建工厂，就改造旧城吧，这也是能够看得见的成绩。因此，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开始了。这项工作顺应民心，实际执行也的确是让利于民，一个平房院按户数分配住房，父子母子分了家的给两套房，原来极其窄小的人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中户楼房，居民一百个高兴。到了二〇〇〇年，大面积的旧城改造铺展开来，从中得到好处的不只是住户，还有房管员。老住户的拆迁是拆一还一，或者是兑付现金，当时的房价只有几百块钱，而补偿价高过房价，绝大多数住户不但住上了新房，还从中赚了一笔钱，而房管员从拆迁的时间、面积等环节上都得到了奖励或提成，有的房管员赚了一套新楼房。这个问题政府及时发现后就停止了原来的政策，专门成立了一个拆迁公司，由这个公司负责拆迁和开发，利益留在了企业。到了二〇〇一年，城市经营与开发成了旧城改造的主题，重点不再是让利于民的建新城，而是从一拆一建中谋利，这个食利群体中有政府，有拆迁公司，有开发企业，有银行，还有政府要员，与食利者相反，住户就成了受害者，政策还是拆一还一，但新建房面积缩水，如果要增加面积，就按市场价交钱，购买所需面积；货币安置更不划算，补偿价远远低于市场房价。这样就出现了矛盾，抵制拆迁就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小河区的古民居、古宅院被强行拆除了，住户倒没有上告，而那些对歧北古城情有独钟的文化人、老干部、老艺人不答应了，先是找市长，后来就向省上反映，直至向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在中央、省级新闻媒体和国家文物部门等力量的干预下，一小部分古街道、古院、古房、古树才得以保留下来。我听说现在某些黄金地段的铺面就是当时一些重要领导干部的，产权在他们手上，出租给别人赚取租赁费。”
“有多少？”刘扬问。
“不同的地段，几乎都有。”于洋说。
“后来呢？”
“后来就是各县区效仿市上的做法，全市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开始了，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有一个县，为了拓宽马路，拆除了所有临街的商店商铺，职工买断工龄，一个工龄年三百元，干三十年还买不到一万元，商店经理不同意，就免职，职工抵制，就抓人，最后是公检法三个司法部门现场办案，县委书记指到哪儿抓到哪儿，指到谁就抓谁，一个小小县城搞得鸡犬不宁，市上还当典型经验全市推广，把这位县委书记列入后备干部名单，结果是异地提拔当了副专员。”于洋停下来。
“后来的小河区呢？”
“继续拆，想拆哪儿拆哪儿。如果遭遇抵抗，就来硬的，城管队员上，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现在最新的城市规划这里要建什么什么，是市政府的决定，不服就去法院起诉政府。歧北市政府从县上也学到了一些法律措施，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区别只在于县上是粗暴地现场执法，市上是文明地让住户去法院控告。后来，政府的拆迁公司开始请律师状告住户不执行政府决策。表面上热热闹闹，弄得鸡飞狗上墙，给市长的大字报晚上贴白天剥，老百姓哭天抹泪，实际上简单明了，就一‘钱’字，为了钱不惜一切代价。”
“具体分析。”
“表面看，这拆迁的事是出力不讨好，拆掉要一笔钱，新建还要一笔钱，政府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的事？看得久了，就看出了门道。拆迁的是眼下的好地段，是商业集中、交通便利、文化繁华的地方，政府名正言顺得到相当高的土地出让金，开发商拆迁本身就赚一笔面积差价，待按市场价售房时，又是一笔。这是我们一开始没有看懂的奥妙之处。银行是幕后的食利者，他们给开发商贷款得利息，反过来又给购房者贷款得利息，两头赚钱，如果银行不参与，开发商是没有能力拿到土地的，不给购房者贷款，新建楼房卖不出去。总之银行这个资金枢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一亩地几百万的地价，是各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银行是最关键的。”
“人的因素呢？”刘扬问。
“市上主要领导要经营城市，目的很明确，一是政绩显而易见，城市漂亮多了；二是财政收入增加了；还有三，自己得到了好处，房子、票子、现代时尚的各种享受，应有尽有。房地产商就不用说了。银行我已经说过了。权力握在人的手中，机关是权力和人的综合体，买卖双方都是人，人的世界，也是弱肉强食，老百姓始终处于不利的一面——只要权力失去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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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过一些歧北人是弱智。”刘扬笑着问。
“是，如果都是聪明才智，房价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个方脑袋瓜子的郑力就没有这么多财富，那个还不知名的女人就没有现在这么发神经。郑力原是个街头补鞋匠，跟外地一些文物贩子倒腾文物发了财。这是一个有心眼的人，看准了房地产的前景，就与一个倒闭了的工厂联系，请了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搞了一个楼盘模型，在二〇〇一年的一次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摆了出来。这个模型的确好看，有水有绿地，楼的间距比较大，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眼光。短短四天时间，六千万元就飞进了他的怀抱。这就是郑力空手套白狼的第一次巨大成功。郑力的这次成功敛财，刺激了歧北的房地产市场，早先开发出来但好几年都卖不出去的一些住宅楼由原来的一平方米八百元左右一下子飚升到一千二百元，而郑力开发的这个玫瑰苑小区的平均楼价是每平方米一千八百元，三四五六楼是两千二。一年后，玫瑰苑建成，这才发现，建成的楼房与那个模型完全是两回事，没有草地，没有流水，没有健身设施，只有几栋楼，与当初的承诺相去甚远。专家指出，房子的面积严重缩水，高度不符合法定标准，但是，没有一个人起诉，糊里糊涂开始装修，住了进去。这就是歧北人。有了钱，郑力的开发就与政府结合起来，外地的一些房地产商人也开始涌进歧北，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歧北城市经营的步伐，同时也一步又一步地把一些住户推向了对立面，量大面宽的上访开始了。有人把郑力的公司戏称为歧北市第二政府。”
刘扬叹出一口气，摇了摇头，说：“王斌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歧北！”
于洋淡然一笑，说：“王斌本质上不坏，但他不是个好书记，他没有主见。王斌搞务虚的工作可以，他有别人无法比拟的记忆力，口才也好，但想问题不深入、不全面，更谈不上长远，而田市长生性平和，这样一来，以实干家出名的马强就成了歧北市的主心骨，有好多事情是王斌和马强商量，田市长就是个摆设。”
“那我怎么干才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呢？”刘扬问道。
“你现在的作风就很好，市民一片叫好声。”于洋说。
“歧北的工业、农业、商业都落后了，闹心啊，而切入点又在哪里？”刘扬感叹。
“关键在于干部，在于用什么样的人。”
“现在老百姓怎么评价最近的人事变化？”
“还是一片叫好声，但是歧北市干部队伍的整体作风还没有大的变化，‘三不三无’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于洋说。
“‘三不三无’指的是什么？”刘扬突然来了精神。
“工作干了白干，得不到提拔，看不到前途，无任何意义；不干工作就不干，不影响升迁，照样提拔，无后顾之忧；违法乱纪不惩处，继续当官，无牢狱之灾。”于洋回答。
“这是你总结出来的？”刘扬的眼睛睁得老大。
“不是，是一些对歧北市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的知识分子总结出来的。这种状况你不从根本上改变，抓上几个撞在枪口上的，对整个歧北市来说，还是杯水车薪，作用不大。”
“怎么改变？”
“从信访抓起，从严从快处理问题，处理干部，作风转变了，工作实了，干一天就有一天的成绩，有一天的收获。”
刘扬笑了，说：“奖你一条中华烟，两瓶茅台酒。”
“不用奖赏，这是歧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