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是一种病-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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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对,他父亲是个教授,一辈子写一本书,到最后才在照顾下出版,这就是体制下生活的结果。而他是靠自己。
葛:王小波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如自我解放的问题。首先要能够失去,王作为一个留学归国人员,在北京大学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体制内寻求一个教授的职位是很容易的。
刘:他不习惯于教授们站在一起合唱一首歌的方式,不习惯于某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坐在一起听文件的方式。这些东西对作家的创造力都是极大的伤害。自由知识分子凭什么这么媚俗?
葛:所以王给我们最大启示可能还是自我解放问题。
刘:王小波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也是被很多编辑所害怕,因为他写得很赤裸、很大胆、很随意,无所不在地写。我觉得作家写性爱有很多种方式,劳伦斯式的性就是本能,郁达夫式的性就是欲望,金瓶梅式的性就是官能享受,王小波则把成人的性写得非常自然。
邓:对,自然这个词非常好,在王小波的文本中性爱是必然的。
刘:以前作家给性爱以太多的道德和诗化,使〃性〃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
葛:我在王小波作品中看到的性可能与精神压力有关,他把性看作抵抗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
刘:对米兰·昆德拉作品中的捷克人受到政治压制还有一个释放的渠道就是爱情,中国作家笔下的人物则完全被扭曲了。这可与张贤亮作一比较,张贤亮写的是是爱情中的政治,政治中的爱情,爱情只是政治的一个附属物。
葛:张贤亮是在政治上受到压迫后掠夺爱情,张贤亮其实不写爱情。
刘:对两性关系本身,张贤亮的作品是没有表现力度的。
葛:王小波写的两性之爱不是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那种精神之恋,而是在压力下两性如何互相安慰、互相抚慰,在一种湿寒的环境中用生命相互依偎,性爱被回归到了性爱本身。这可能也是一种乌托邦,一种性爱乌托邦。但是总比道德主义要好。
沈从文:被尘封的大师
刘:大陆的文学史原来是不谈沈从文的,到了80年代因为夏志请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流入大陆,沈从文、张爱玲、师陀等等自由主义作家才进入了大陆学者的视野。
葛:沈从文是一个被尘封了的文学大师。
刘:沈从文在49年以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作家,49年以后一直默默无闻,甚至完全终止了文学创作,被排挤到边缘、角落,甚至挤到厕所(他文革时被派去扫厕所)……
葛:我看到一个作家49年以后从大学的讲坛上退下来,退到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的大院(故宫)里,又从故宫退到厕所里,这可能意味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当代很微妙的命运。
沈从文对我们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家命运有特殊意义。一是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他是从湘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带着一身的土气来到北京,试图投考大学,投考失败后旅居北京,写出了自己独特的作品,奠立了自己作为京派文学大师以及大学教授的地位。一个自由撰稿人在现代社会的成长史对我们今天的文学青年、自由撰稿人的命运有何启示?沈从文经历过非常困厄的时期,借住在人家一间破房子里,冬天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只有一条破棉被。就此郁达夫还写了一篇《致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号召文学青年要叛逆,要起来反抗。正是这种困厄的环境激发了沈从文,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潜能。而90年代的自由写作者,似乎更容易动摇,他们与体制明分暗合,容易向大众传媒妥协,向大众趣味折腰,他们抵抗生存压力的能力要弱得多。当然他们的环境似乎与沈从文那个时代的环境没有可比性,〃杨振声〃活在今天恐怕不可能请他去当教授。
刘:沈从文的从教之路是从胡适胡适介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开始的。沈从文将之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胡适不拘一格选拔他。后来沈从文评教授时有人反对说:他一部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当时的校长梅贻崎说,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作家,上课又这么受学生欢迎,他不当教授谁当教授?
葛: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是欧美式的,隐含了某种接受自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隐含了作家栖居于教育机构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沈从文有内在的动力、信含和意志,有独立的个人立场,这也是极重要的。
刘:沈从文关心政治,但坚决反对文学政治化、文学商业化,这是沈从文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最大的特点。
葛:他坚持了这一点,写出了《边城》、《萧萧》、《长河》等等非常美妙的作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少数几个把作品写得非常美妙的作家,写得很美好,而不是阴暗、干涩。
邓:张兆和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从文在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现在死了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张先生这样说实在是说出了沈从文,这句话也一直是我对沈从文的理解,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沈从文是自由主义作家,他在文学上不结盟,他的精神中有一种唯美的、自然的倾向,他对自然界,对人的自然性有着孩子般的欣赏,这在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中几乎没有先例。沈从文的悲剧有他个案的方面,但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沈从文的墓前有一块碑,上面刻着这样一行字:〃一个展示,如果他不能死在战场上,那就回到家乡来。沈从文是被排除在战场之外了,他本来就不属于战场,他不是一个士兵,士兵是没有家乡的,而沈从文有,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法容入精神家乡之外的任何战场,他只能栖身在主流战场之外的地方,他一直保持了他对凤凰的眷恋和固守,他后来去研究中国服饰史,他可疑把一门学问做得非常精到……这是一种坚守。
刘:最近在《读书》上看到,周扬曾准备让他负责北京文联的工作,但他没有明确表态。他有一种〃乡下人〃立场,对名利、金钱并不是很看重。
葛:沈从文在文学上也坚持了〃乡下人〃立场,他试图用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的雄强的人性来改造汉民族的阉寺性。他认为汉民族在精神上已被阉割了,是没有血性的民族。沈从文固守的是湘西原始而野性的民间风俗,赞美的是不符合儒家理念、汉人传统的野合,肯定元始原始的雄强的人性,这是沈从文非常坚定的一面。
刘:我对沈从文作品开始感兴趣不是他的《边城》,而是他的一个短篇《丈夫》。《丈夫》中写丈夫的人性的觉醒和阶级斗争的模式是不一样,那种人性是在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受冷遇间体现出来了。这与左翼作家笔下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很不一样。
葛:但自由主义者有他卑弱的一面,一但失去了他的土壤,他就很虚弱,无法通过斗争保护自己。沈从文在解放后也曾试图写作。他曾写过一篇小说,拿给丁玲看,结果丁玲拒绝了他。后来沈从文就彻底放弃了。自由主义者往往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是软弱的,因为自由主义者大多反对集体主义,这样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坚守纪律的战斗实体,很难为一个理念而献身;奉献出自己的人生的部分自由。沈从文首先失去了北大讲席,再失去了写作……他的反抗是无力的,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必然。50年代,他依然处于创作上的青春期,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限制了在审美上的自我要求,开始做古典服饰史的研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他反抗的声音,他默默忍受。当然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依然存在。比如说萧乾曾揭发他是国民党特务。沈从文一辈子都没有原谅萧乾,死后也不要萧乾来参加他的追悼会。
刘: 49年之后很多创作力旺盛的作家要么走了,像梁实秋、张爱玲;要么试着创作却发现完全写不出这个时代要求的东西,像巴金;要么停笔如沈从文等……
葛:所以沈从文是一个被扼杀了的文学大师。他在《边城》之后有一个创作上的停歇期,这时他可能写出更为巨大的作品,因为他已开始了长篇创作,已具有结构长篇的能力,在思想上他又反思过去对湘西世界的歌唱,反思他过去认为美好的东西。一系列的创作机遇使他面临着创作飞升。但是49年彻底地打断了他,不仅使他的生活出现了逆转,而且使他的文学道路彻底地中断了。
刘:虽然沈从文被尘封了好几十年,但因为他以前作品的那种坚实的质感,今天依然在文学史上站得一席之地,成了一个为人所称道、所尊重的作家。这与他早年的艺术价值观念、创作质量是相关的。他有一种明确的写作意识,他坚决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的倾向,而且不怕一次又一次地和当时的主流话语产生对立的矛盾,他只是为了〃人性的创造〃而写作。他作品中人性的含量、审美创造的含量决定了他虽被尘封,但终会被历史承认。他的际遇,对一个真正有志于创作的作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葛:沈从文他写东西供奉的唯一的神是〃人性〃,这是沈从文创作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沈从文开创了20世纪中国审美史的旁支,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心理上的主要特征是焦虑、批判、悲凉,那么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优美的、和缓的、理想主义的和抒情的特征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发展得不够。沈从文发展了抒情小说和写意小说、风俗小说这旁支,给20世纪文学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抒情、更纯粹、更明净,更简洁、有透亮的风格。没有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很难想象会有当代文学史上的汪曾祺。
邓:他注重人性,讲究优美的理想主义和纯粹的浪漫抒情方面和49年以后的革命话语是相悖的。不过,他并未过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的意义也许更大。比如说,功利的时代我们要不要抒情;现实主义的时代,人人谈钱的时代,我们要不要理想主义、